我没有写游记的习惯。但旅程结束后，发现有些内容值得记录下来，就有了这个算是零星笔记的东西。

在死亡谷，鬣狗抢走了我们的野餐

在纳米比亚，那天，我们去苏丝斯黎(Sossusvlei)Namib-Naukluft国家公园的死亡谷看沙漠落日。

当时我们住在一个沙丘旅店(Sossus Dune Lodge)。旅店就相当于一个营地，有吉普车和司机带我们去参加各种活动。

到了死亡谷附近一个有野餐桌的停车场，我们步行去死亡谷，司机则在原地为我们准备野餐。

死亡谷的沙漠落日非常美。我们尽情享受后，带着完美的记忆返回，顺路还跟着地陪尝试了从沙坡上往下滑的游戏。

死亡谷落日景象之一（本文中图片若不做说明，均为作者摄影）

眼看就到停车场了，我们远远地看见一个似狗非狗的动物，嘴里叼着一个白白的东西溜了过去，我们的司机则在后面追，一边追还一边用手机拍摄。

走到野餐桌前发现，果然只剩下饮料之类的，食物不见了。

等了一大会儿还不见司机回来，地陪决定去找。我不放心她一个人，主动陪她一起去。我们顺着司机追的小路走到一片开阔地。从时间上判断，司机应该不可能跑出这片开阔地的范围，但我们又见不到司机或那个动物，于是我们俩就开始喊，希望司机听见能够回复。什么动静也没有，弄得我们不知所措。

这时，地陪问我：“你陪我过来，你有什么用？”

我懂她意思，就是我在对付动物方面没什么作用。我说：“我是没用的。但在动物眼里，一个人与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我就是起这个作用。”我咽下去的一句话是：动物又不知道我是个没用的人。

最后，我们想不出再去哪里找，就回去了。又等了挺久，司机才回来，手里拿着那个大餐盘，里面只剩几块饼干和巧克力，肉都没了（上图）。我们这才知道，我们的野餐食物被一只棕鬣狗(hyena)叼走了。下面为司机所拍视频的两个截屏及原始视频。

这时，天都黑了，就是有食物也无法野餐了。不过，我们都因为这个插曲而兴奋不已，比吃到野餐还高兴。

回沙丘旅店的路上，遇上一辆私人车陷在沙里。那一带并没有路，所有的车都是在沙上行驶，不熟悉“路况”的司机可能比较容易出状况。我们司机义不容辞地去帮忙。坐在车上等的我们看着那边一次次不成功的尝试议论纷纷，都说陷这么深是挖不出来了，必须有车来拖。我则猜测，司机可能会请我们帮忙推车。果然！

我们整车人都下去推，但车陷太深，不是人力能够解决的。试了三次，一次比一次效果差，车子也明显越陷越深。最后，大家决定我们车先走，司机去营地找人派车来拉。

那天我们那辆车是最后离开公园的。要不是野餐被鬣狗搅黄了，我们不会那么晚。不是被我们看见，那辆私人车就得在沙里陷一夜了。6月的非洲是冬天，夜里非常冷，车上几个人，这一夜难熬呢。我们司机不肯丢下别人不管的负责态度，很让我感动。出门在外，特别是那种环境，必须是谁也不放弃谁。

回到沙丘旅店，忙着填饱肚子的同时，我到处去找我们那天的司机要他拍的视频。当然，我首先关心了那辆陷在沙里的车，被告知已经派车去营救了。我随后把视频传群里，把大家乐坏了，都说这一天收获颇丰。

事后领队告诉我，在司机久久不回来，地陪和我也不回来后，领队也要去找我们，但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叫她不要去，说如果你也不回来，我们怎么办？

这可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叫我情何以堪！更甚的是，朋友直接告诉我，他们当时还在幸灾乐祸地说，虽然我身上没多少肉，但两个人应该能把那个动物喂饱，所以大家都安全了。

好吧，看来我真的是被当作牺牲品给奉献了。

不过，我相信——我知道，再怎么开玩笑，我们无论如何都是好朋友。

最后说一句，鬣狗不是好惹的，遇上这样的事情就大度一点，千万别硬刚。我视频转给家人后，女儿非常吃惊，说你们居然还敢去追！其实，司机即便追，也不敢正面较量，只是远远地与鬣狗“商量”，请求鬣狗“Leave it.”

沙丘“冲浪”

旅行社给我们的旅游手册上是用沙漠探险这个词，记得当地导游是说冲沙，但我认为，我接下来要描述的，应该被称为沙丘冲浪。

以前在电视或电影里，只看见过骆驼翻越沙丘。孤陋寡闻的我，此行中第一次见识了越野车在沙丘上行驶。

吉普车从沙丘顶部往下俯冲（同伴摄影）

司机可能是给我们一个心理适应过程，行走的坡度逐渐增加。最陡的时候，感觉车子都快变成竖着行驶了。

不知道是不是与不恐高有关，反正我是一点恐惧感都没有。这当然也是出于对司机的信任。我注意到司机驾驶时的专注，他们减速和踩刹车都很有讲究，而且还要适时给轮胎放气，以适应地面情况。地陪说，她经历过一次，车胎放气不够，车子一直报警，就不能开了，不得不把人分散到其他车子上去。

我们一伙人分了两辆车。我们的司机很好，驾驶过程中总是给机会让我们可以相互拍照、拍视频。也因此，我们拍到了非常好的照片和视频。照片中及视频中最后那辆车中伸出的胳膊是我的！显然，视频是另一辆车里的同伴拍的。

地陪还告诉我们，沙丘上驾驶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曾有四个华人自己开车去冲沙，结果四人全都摔死。我问，没系保险带吗？地陪说，车子都拧成麻花了，保险带有什么用！

所以，干什么事都不能自以为是。事实上，一路游玩，我发现无论开车还是划船的，都是非常专业、敬业、负责的人，毕竟，这都是直接关系到生命的事情，开不得玩笑。

而且司机往往还负责很多其他事情。比如，几乎所有的Safari都包括一个简单的野餐，考究的时候会铺桌布，司机还要提供鸡尾酒、热咖啡和热茶。做这么多准备工作，司机的工作时间远超过我们看见的驾驶时间。

无论是开沙路还是土路，都是尘土飞扬，每次出行回来，人灰头土脸，车子也一样。地陪说，司机每天都要洗车。上面司机洗车的照片就是我们住沙丘旅店时，我某天大清早拍到的。水在当地是金贵资源，不可能用水龙头喷，洗车不容易。

我们享受的服务中，有很多我们不了解、看不见的技能和付出。关于这一点，我后面还有故事要讲——就因为一个司机的专业和热心肠，我们看见了花豹。

我几乎登顶了45号沙丘

纳米比亚Namib-Naukluft国家公园的45号沙丘因其高度和形状而闻名。

称45号，是因为其位置距离景区门口45公里。该沙丘高近325米，沙丘线条流畅优雅，几乎是完美的S型。据旅行社给我们的旅游手册，45号有“地球最美沙丘”之称，曾登上《国家物理》和一些旅游杂志的封面。的确，一路上沙丘无数，哪个也比不上45号美。

这是个地标性“建筑”。

本来并没有正经爬沙丘的打算，只是和一个同伴抱着好奇心去走一段，没想到我走出了兴致，就想试试能爬多高、走多远。同伴退下后，我继续前行。

上图是爬沙丘前拍的照。是下午的光线。下图是几乎同一地点第二天早上日出时拍的。光线角度不同，时间不同，沙丘的颜色也很不同。

上图是我爬沙丘时拍的第一张回头照，当时大概是在S型的第一个弯口上。

沙丘上往高处爬非常艰难，每爬一步的同时又自动往下陷了大半步。往回看是越来越远，但往前看，似乎也是越来越远。半路放弃往回走的人都告诉我，你以为拐过了一个弯，却发现永远没有尽头。但我走得义无反顾。

慢慢地我发现只有往回走的人了。最后，我成了唯一还在登顶的人。

我对自己的体力是有信心的。但我也一直在做风险评估。最主要的风险有两个：风和时间。越往上风越大，有时一阵强风过来，真的就不敢抬腿。时间也对我很不利，太阳正在下山，我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在天黑前走下沙丘。

上面两张是我往登顶方向拍的最后两张照片，看第二张，离登顶真的只差一步之遥了。在那个高度，风非常大。我走到这里，总共花了不足一小时，余下这点距离，我估计至少还需要20-30分钟。我没有时间了。我决定返回。下图是与上面第二张同时拍的，但方向相反。这两张照片是我对两个方向的最后记录，拍完这两张，我就开始往下走了。

让我决定放弃的还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我担心自己因为累了犯迷糊，不小心滚下沙丘。

沙丘，脚插在沙里往下滑没问题。但往下滚的话，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忽略摩擦力，最终速度与自由落体是相同的。我已经到了300多米的高度，那就是300多米的自由落体！想到前一天地陪说的，四个华人擅自开车冲沙，全部摔死，车子也摔得拧成麻花，我反复告诫自己，不要大意，别犯迷糊，一步步稳扎稳打。

我决定放弃的第二个原因，是我知道同伴一定在担心了。这个原因甚至比第一个原因占有更大的权重。我当时心里就相当自责，但我同时也认为我留下了足够的时间，应该不至于太让人担心。我只是想，不知道他们是否能看到我。

我一边往回走一边对自己说：我体力还有，但胆没了，只能放弃。

事后得知，同伴的担心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那时，我哭了。

同伴用肉眼早就看不见我了。幸运的是，有人为了这个行程特意买了一个最新款华为手机，可以把镜头拉到很远。但为了能看到我，拉镜头的人必须跑很多路，绕过第一个沙峰的阻隔。真的很难为全程监视我的同伴，我无法用言语表达歉意和谢意。

有意思的是，同伴从镜头中看到的是，我已经登顶了。下面两张是同伴（摄影者决定匿名，以下非作者的摄影，均为匿名）用那个华为手机拍的照片。

前一张照片中我还在独自登顶，后一张已经在返回途中。

这件事虽然最后是有惊无险，但我也意识到，稍有差池，就可以酿成大祸。我同意同伴的说法：不再有人往上走，就说明不该再前行了——这次我的评估和判断是有问题的。

我对同伴表示：下回再不敢了。

终于看到了豹

我们这次看动物活动都是安排在行程的前半部，集中在博茨瓦纳的乔贝(Chobe)国家公园和与此相邻的奥卡万戈三角洲(Okavango Delta)。我们在奥卡万戈的最后一项活动是乘坐独木舟(Mokoro)。那天下午，司机来码头接我们回营地，我们知道此行再没有机会看动物了，但我们此行还没看到心心念念的狮子和豹。我们与司机商量，能不能在回营地的路上再去林子里找找狮子、豹，司机欣然答应。

一路上，司机和地陪都非常认真地查看地上脚印和林子里的动静，与其他车子交会时也一定仔细询问司机有没有狮子或豹子的消息。我们听不懂他们的对话，但其中一个司机对我们司机指手画脚的同时，还用手往天上指，我当时就想，该不是说看见豹子在树上吧？其他人也有这样猜测的，其中两个同伴猜得特别自信，她们分析了司机的各种手势和语气后，确定司机随后就是直奔那个在树上的豹子而去。

司机事后告诉我们，我们的猜测是对的，只是他当时不敢说，怕万一最后让我们失望。我们不知道的是，后来遇到的另一个司机说那只豹子已经不在树上了，他在同一地点没找到。但我们的司机还是决定碰碰运气，他相信这个时间点上，豹子应该是出来觅食了，那就应该能在附近找到。

到了那个地点后，司机和地陪就打着手电到处照，居然找到了。这可不是一般的眼力，我真的不知道司机怎么在一边开车，一边看地上脚印的情况下，还总能看到我们没看到的动物。所附视频是领队拍摄的。当时，也只有占据有利位置的人能为大家拍摄了。

那时天已全黑，我们找到这只豹后就车子熄火，只是偶尔以手电的边缘光线查看豹的位置。这时我们发现豹正在准备捕猎，目标是我们完全没有注意到的不远处一群羚羊。

发现了羚羊后，我们更不敢轻易用手电光了，不希望因为我们而暴露了豹。

不知道羚羊是不是已经看见了豹，我们静观事情的发展。豹子捕猎时极具耐心，但我们不好意思一直让司机等下去。而且很可能这个花豹最后会决定胜算不大而放弃呢。大约十多或二十分钟后，我们中管事的决定今天能看到豹已经非常满意，是回家的时候了。

回去的路上和晚饭时间，我们每个人都兴奋异常。加入我们一起晚餐的司机也高兴地告诉我们，因为知道我们在乔贝没看见狮子和豹，来三角洲时对这两种动物有特别期待，他这两天一直压力很大。今天，他感觉胸口的一个重物被拿掉了。

我们非常幸运，有这样一个不仅经验丰富，而且特别热心、善良的司机。我们每个人都对他表达了真诚的谢意。

都说豹是最难看到的，这让我们对没看到狮子不那么在乎。不是说因为豹难以看到就可以替代狮子，而是是否看到虽然重要，但如何看到，看到的是什么场景，似乎更重要。

世界上最简陋的机场？

这次旅行的第一站是纳米比亚，我们飞去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Windhoek)的霍齐亚·库塔科国际机场(Hosea Kutako International Airport)。

下飞机后发现机场的瞭望塔大概才三层楼高，有点吃惊，顺手掐了张照片（上图）。一路上各种机场的简陋也成为了我们的话题，一个同伴说她曾见识过最简陋的机场。我忘了她的具体描述，但记忆中至少还有候机楼。

从乔贝国家公园附近的卡萨内(Kasane)国际机场乘坐螺旋桨小飞机去奥卡万戈三角洲时，我们的飞机是non-scheduled的，即不是事先定好的航班，而是谁来了，准备好了，就飞。

当我们乘坐的螺旋桨小飞机降落在奥卡万戈三角洲机场时，我们所有人都相信，这是世界上最简陋的机场了。我们是从同一机场离开三角洲的，在机场等飞机飞来接我们时，我仔细查点了机场设施。

候机棚子

跑道。有没有看见左侧那个风向标？

消防设备棚

厕所和水塔

一架梯子和一个栏杆架

候机楼绝对是没有的，只有一个棚子算是候机场所。其余资产包括一条跑道，跑道边上一个风向标，一个消防设备棚，一个厕所（附带一个水箱），一架梯子和一个栏杆架。对了，还有一个工作人员。有飞机降落时，总有人（包括我）要站在跑道尽头拍摄飞机降落，这个工作人员不得不一次次把人赶离跑道，态度非常严肃认真。正是每一个工作人员的一丝不苟，保证了这样简陋的机场也能安全运营。

每一架飞机降落后，飞行员做的第一件事情都是用根棍子把机尾撑住（见上图）。然后才开门让乘客下飞机。

我们的飞行员小哥帅极了。飞行结束后，他应邀欣然与我们全体合影。

打卡彩虹“马来区”

南非开普敦信号山脚下，有个被称为博卡普(Bo-Kaap)或“马来区”(Malay Quarter)的旅游打卡点，该区以其狭窄的鹅卵石街道和两旁色彩斑斓的房屋而闻名。该区房屋的鲜艳色彩，是废除奴隶制后对自由、身份认同和文化自豪感的一种历史性礼赞。

信号山脚下色彩斑斓的房屋

曾经，一群被称为马尔代克人(Mardijkers)的熟练穆斯林劳工从东南亚迁居至好望角，定居在博卡普。由于好望角殖民地地区的原住民部落抵抗荷兰人的统治，最初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非洲各地进口了奴隶，因此得名“马来人”(Malay)。

这里的房子曾是为从东南亚来的奴隶和工匠建造的租赁房屋。在殖民时期，所有租赁房屋都必须涂成纯白色。当这些规定最终被废除，曾经的奴隶居民终于获准购买房产时，他们将房屋粉刷成醒目鲜艳的色彩，以此象征新获得的自由与个性。

该地区传统上是一个多元文化社区，其中56.9%的人口自认为穆斯林。该社区因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而闻名，不少房子墙上的壁画彰显了这一点。

奇怪的是，旅行社给我们的手册上说：“马来区早期住着荷兰人带来的奴隶，马来村人为了捍卫自己的民主，集体抵抗拆迁，政府拆迁未果，却也不赋予他们合法门牌。他们便通过给自己的房屋粉刷各种鲜亮色彩来区分门牌，久而久之，这里就成了一处景观。”这个说法不是很确切。第一，政府的确是有强制拆迁，不管有没有抵制，计划拆迁的都拆迁了，现在余下的那部分本来就没有要拆迁。第二，政府的确对租赁房和自住房区别对待，但不是给不给门牌号，而是门牌号代表的意义不同，关键是租赁房只能用白色墙。

只有一个黑人

南非西海岸的克尼斯纳小镇(Knysna Town)是个风景迷人的地方。那里有美丽的环礁湖（我们的旅游手册上称为珊瑚湖），入海口有两个岬角，外面就是印度洋。

那天，地陪带我们在小镇周边玩时，指着一个小山峰说，如果爬上那个峰顶，就可以看见，左边是印度洋，右边是大西洋。我们同伴中的一个非常想上去看看。

上山有两种途径，徒步或开车。山峰不低，而且那个山路很原始，不好走。我们那辆14人座的车归类于巴士，而那条通往山顶的路只允许小汽车或面包车。

我看那个同伴着迷似的想上去看，就去与地陪商量设法临时租一辆小点的车。地陪说不可能，也不知是真是假。最后，地陪被我们纠缠得不耐烦了，就说带你们去看一个很好的富人区海滩吧。我们得不到左手印度洋、右手大西洋，只能求其次，跟去了海滩。

那个海滩是不错。但我要说的是与风景无关的内容。回程路上，地陪说，我们的黑人司机告诉他，他居然在那个海滩看见了另外一个黑人，让他震惊，因为这种地方是看不见黑人的。地陪同时感慨，黑人看这个世界的角度是与我们不同。

已经在美国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我，对此并不陌生，这样的事情在美国也很多，包括某富人区忽然搬来了一个黑人家庭等等。

甚至不需要是富人区。就是我居住的小镇，谈不上什么富裕，也基本上见不到黑人。在这种地方，很多条文不是以法律形式来维持，而是写在人们心中，包括房屋的卖主尽量不卖给黑人，更包括房地产中介千方百计地阻扰黑人在这样的地方买房。

事后我对同伴们说，黑人与我们看见的世界是不同的。一位同伴说，是他们与我们的视角不同。这与地陪的说法相同。他们都没说错。但我要表达的意思并不仅限于视角。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黑人与我们真的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种族隔离政策在美国和南非都早被废除了。但要真正打破人们心中的壁垒，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事，我也有我的视角。黑人司机说居然看见了另外一个黑人。我要说，很遗憾，只有一个黑人。

南非不安全的约翰内斯堡

此行的最后一站是南非的金融中心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简称约堡，是南非最大的城市与经济、文化中心。

我们去约堡并不是为了旅游，而是利用其机场的便利。

地陪Judy介绍说，不是说约堡能与上海相比，但约堡在南非的地位和作用的确是相当于上海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我想，这也说明了，为什么那么多人会选择生活在安全那么差的约堡，毕竟有工作和生意机会。

约堡的安全多差呢？我们所到、所见之处，几乎任何建筑都是被围墙和铁门包围。据说还有电网。我们去一家中餐馆吃饭，整个餐馆包括停车场和一些其它建筑都是被围起来的，到了门口，保安给打开大铁门，车子开进去，门马上关闭。Judy说，餐馆老板把整块地都买下了，其他建筑是住人的。我猜也包括员工宿舍。

我们住的酒店也有大铁门，门卫随时给开门、关门。从房间窗子望出去，周围的居民楼不错，很多是二层楼带车库的小别墅，但都有围墙和铁门。据说那个地段是不错的，都是住的有钱人。

这与我们在纽约的体验不同。30多年前来美时，纽约治安也很差，但在富人区一般就不需要担心安全问题。约堡的桑顿(Sandton)商场倒是有点这种味道。商场很大，我们是从曼德拉广场进去的，并没有大铁门，谁都可以随意进出，里面环境很好，很安全。我们在约堡逗留的半天，除了去中餐馆吃饭，只去了曼德拉广场和桑顿商场。不让我们自由活动去任何别的地方。

我们这个团的成员，除了我，都是上海来的，所以去程和回程我都是一个人飞。回程时，我晚上10点的飞机，而同伴上午就离开酒店了。旅行社怕我白天乱跑（其实我哪里敢），特地花钱给我续了半天酒店，这样我可以呆到下午5点，正好是去机场的时候。

去机场就我和司机Lucy两个人，聊了一路。

我问所谓约堡不安全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Lucy说，一般有三种抢劫方式。第一种是针对商人的，直接去你的商业场所。这都是事先摸过底，知道你有钱。这种抢劫损伤最大。

第二种是路上直接抢劫车和财产，发生在停红绿灯或堵车时。Lucy说她一个朋友不久前就遇上了持枪抢劫，朋友便从车里出来，把车子、包包和手机等都交给抢劫者，随后去拍后面一辆车的门，那个司机就把已经身无分文的受害者送去警察局报案。破案几乎是不可能的，随后的事情就是保险公司理赔，因为他们买的都是包括这类抢劫的全险。

第三种则是公共场合的小打小闹抢劫，比如趁你不注意抢你的包包或手机等，也包括从开着的车窗抢东西。

Lucy说，都是黑人抢劫白人或华人等其他族裔。我问，黑人也有有钱的，会不会被抢？她说很有钱的黑人都很小心，往往开防暴车，不怕抢。

去机场的路上还遇到两个特别现象。一个是很多红绿灯是暗的。前一天Judy已经介绍，因为停电是很普遍的事情，所以路灯都不亮。但当我看见红绿灯也不亮时，还是被震惊到。我问这种情况车子怎么开，Lucy说就当是都有停车标志（相当于美国的four way stops），谁先到谁先走。她说约堡的司机都很守规矩，所以没什么问题。

另一个让我吃惊的现象是，我发现很多车子在路肩行驶，我还以为是我看错了。我问，这是一条车道吗？Lucy说不是，但只有黑人的车才这样开。她说的所谓黑人的车，其实是专门为黑人上下班提供交通服务的面包车。据说约堡的公共交通并不发达，没有车的人就靠这类服务上下班。到机场后看见“到达”区域外面的长椅上坐着很多黑人，Lucy说都是下班后等车子回家的人。

可以看出，黑人明显普遍贫穷。

前一天Judy在介绍约堡时将该市的治安问题归罪于两个新政策：废除死刑和让黑人也能合法买枪。我不知道她的说法是否有数据支撑，但所有人，包括Judy，都同意，最根本的原因是太大的贫富差距。事实上，约堡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不解决这个基本问题，其他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而贫富差距的最大受害者就是黑人。

在南非，无论走到哪里，都存在一个“黑人问题”。或者说，黑人始终是一个社会问题。只要稍微有点社会学常识的就会明白，这只是说明黑人普遍受到严重歧视，而且不仅是历史遗留问题，否则不会问题不断恶化。

“黑人问题”是个宏大的话题，这里，我只想简单地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为什么这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黑人的问题：以中国的现状，农民的普遍生活水平都远低于城市人的生活水平。我们都知道，并不是城里人比农民更优秀。这是制度性、系统性歧视的结果。

黑人问题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你认为中国农民与南非黑人两者没有可比性，那只是因为你还不了解那个无处不在的歧视黑人的系统，不了解其中的细节。

说到底这是一个社会契约问题。如果这个契约太不公平，凭什么指望被不公平对待的人承认并遵守这个契约？

有一种红叫华为红

我们一行人中有人行前特意买了个最新款华为手机，后来所有人都说这个决定太对了，这个手机为整个团队做出了巨大贡献。

那天我孤身一人试图登顶45号沙丘，亏得有这个手机，同伴得以“监视”我的整个行程，不至于在一无所知的状态中担忧。

很多时候，天太黑了，遇上难得的看动物机会，其他手机都拍不出来了，这个华为手机还能拍出质量不错的视频，虽然拍照片已经不可能。

拿着这个华为手机的同伴也特别厉害，眼快手快，取框水平又高，总能抢到好镜头。我们这一行人也挺有意思的，除了几个摄影大拿，其余都是不仅不擅长摄影，还是懒人。我就是属于后者。在乘车出行时，几个懒人都是主动把有利于捕捉镜头的好位子让给摄影大拿。当然，这也为懒人盗图提供了理由。（事先没想到我会写此文，否则我拍照会更勤快些。）

不过，我一直对那个华为手机的不少漂亮图片有看法。

我们此行安排了无数看日出、日落的活动，沙漠上的，水上的，等等。比如，我们头天去死亡谷看了日落（就是野餐被鬣狗偷走的那次），第二天一早来不及吃饭就又去死亡谷看日出了（我偷懒了，没去）。这些安排都是有道理的，的确都很好看。

但日落日出是每天都有的事情。我们时常住在湖边，于是，一个个普普通通的日出或日落，只要是那个华为手机拍的，经常会鲜艳、亮丽得让人不得不称赞。其他情况也是，随手一掐，华为手机拍出来的照片，湖光水色一定更诱人。

我对真实有一种接近病态的在意。我忍不住说，如果我看了这样的照片后来旅游，却看不到同样的景象，我还要以为是我运气不好没看到呢。这不是骗人吗？后来这就成了我们的习惯，那些色彩不真实的照片都被称为骗人的照片。当同伴一次次把毫无特色的落日拍成了诱人的照片，我们就有了个说法：有一种红叫华为红。

上图是同伴用那个华为手机拍的：我在南非开普敦(Cape Town)的桌山(Table Mountain)托起了太阳。可惜的是，那一刻，阳光不好。山顶上的“气候”是随时变化的，相差几秒钟的照片可以大不相同。

一次完美的旅行

说是托朋友的福才得以成行，因为整个行程是朋友做了研究后参考多家旅行社的行程制定的。

这次旅行的人来自我们一个小圈子。小圈子里每个人都给主事的100%信任。主事的定下的方案就是最后方案。

旅行途中，遇见一些团，彼此交流后，发现有的团行程不那么合理，有人发现区别后还说要去投诉。朋友私下对我们说，自己事先不好好做功课只能怪自己，有什么好投诉的。

主事的人往往是不怕折腾的人，旅途中还会因为他们的折腾给大家带来福利。

南非的鲍鱼有点名气，地陪给安排的鲍鱼，似乎是罐头肉。同伴多方考察后决定在某中餐馆吃饭时我们自己出钱加一个鲍鱼。挑选鲍鱼就费了不少周折，最后选了下图顶部最大的那个，重1.882公斤，做了个白灼、葱姜两吃。除了我，所有人都说好吃。我是天生不爱贝类食物，既然别人那么喜欢，我每样尝一口后就没再伸筷子。

我们在挑选鲍鱼，最后选了顶部最大的那个。图源：领队拍的视频截屏

我们途中吃饭经常是事先与餐馆定好菜单，这样可以节省时间。但某一处的地陪太偷懒，每一次都是所有人同样的菜。我们伙食标准比较高，菜单看上去并不差，比如，某次是每人一个龙虾，另一次是每人一份牛排。因为我不吃牛排，那次我得以自己点菜，要了份大虾。这让我们意识到，如果自己选择，大家分享，可以吃得更多样，更舒服。事实上那份牛排，似乎每个人都剩下一大块。

然后发生了一件让我们愤怒的事情。那是在一家有汉堡、三明治和肋骨等选择的西式快餐店，地陪事先自作主张给每人点了半只鸡。说实话，那是这家菜单上最难吃的一个菜，也是最贵的一个。地陪可能是为了达到我们的伙食标准，结果却是多花钱还点了最难吃的。我们已经多次对伙食安排提出反馈，但信息似乎始终没有传达到。这次我们终于造反了。

再次与领队和地陪沟通后，我们从旅行社获准自己支配伙食费：我们自己决定吃哪家，吃什么，钱不够我们自己补。我们都是有点年纪的人，胃口不大，不少人本来在家就只吃两餐。所以，我们有时选择跳过午餐，大家早餐多吃点，然后把午餐与晚餐的钱合起来吃一顿精美晚餐。

行程结束时，所有人都同意，这是一个完美的旅行。

一个死后被吃空了的大象：大树后是露出一半的头，树的右侧是大象空空的皮囊

我当然明白，是同伴去谈判并承担起找餐馆、选菜的重担，才让我这种最怕折腾的人能在跟团旅行时也享受到可口的伙食。

我深深认同那句话：哪里有什么岁月静好，无非是有人负重前行。

感谢同伴的付出！同时对自己说：虽然你不擅长也不喜欢做旅游攻略，很多事情也不爱折腾。但在你在意的事情上，你也应该有负重前行的时候！

第二天，5月19日，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Todd Blanche)又以一页补充文件，扩大了与川普达成的协议，承诺国税局(IRS)将停止对其本人、其家人或相关实体的任何税务审查——政府将“永远不得”针对川普、其家庭成员及企业的未决税务索赔“提起诉讼或追究责任”。

这种协议属于史无前例，就算对早就公开腐败的川普政府来说，也够得上登峰造极，甚至在一向对川普唯命是从的共和党议员中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反弹。德克萨斯州参议员特德·克鲁兹(Ted Cruz)称，在布兰奇给共和党参议员关于“反武器化”资金的闭门简报会上，共和党参议员们对布兰奇“大喊大叫”（上图）。随后参议院推迟了一项关键投票，该投票旨在推动一项针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和边境巡逻队的党派性拨款法案。

当然，这不代表该法案不会获得通过，现在只是延迟。共和党参议院会不会真的对川普挺起脊梁，我们还需要等待、观察。但这样的反应说明政府与川普及其家族签的协议肯定有严重问题。

税务豁免协议可能令国税局陷入两难境地

国税局历来刻意不给予总统特殊待遇。其内部程序规定必须对总统的年度纳税申报表进行强制性审计。

现在，代理司法部长签署的协议要求停止对川普其家庭成员或其“关联方”的任何审计，明显有悖于国税局内部程序规定。

与司法部不同，国税局受一项联邦法律约束，该法律禁止总统、副总统或其助手影响或指挥该局的调查工作。而国税局员工无论是出于政治动机还是遵照白宫指示，进行或中止某个审计，都将面临牢狱之灾。

那么，现在国税局到底是遵循规章执行对总统和副总统的年度税表强制性审计，还是按照这个最新协议，停止一切对川普的审计？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有违法规，都可能在将来被追究法律责任。如果国税局官员怀疑白宫官员或其他川普助手参与了该协议的起草，他们就更不能盲目执行了，因为他们必须对自己的决定负法律责任。未来由民主党人领导的司法部很可能会调查暂停对川普的审计一事。

所以，这个税务豁免协议将国税局置于一个不可能的两难境地。

税务豁免协议是一份不合格的法律文件

各个媒体在税务豁免协议刚出来时，都没有做太深入的分析和评价。估计是代理司法部长非专业的奇葩操作，让专业人士一时都不知从何说起了。随着报道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问题被暴露出来。

首先，很多专家质疑，没有国税局的签字，该文件的法律效应是否存在。整个协议分成两部分，也分两日签署。税务豁免协议那一部分内容只是由代理司法部长签字，而非由国税局局长弗兰克·比西尼亚诺(Frank Bisignano)签署。国税局归财政部管，司法部能管隶属于财政部的国税局吗？如何管呢？纽约大学税法教授丹尼尔·赫梅尔(Daniel Hemel)表示：“司法部长是否能这样做，确实存在疑问。我想不出有先例表明，司法部长仅凭签署一份文件就能终止对大量人员的审计。”

再者，如此广泛的保护将触及国税局以公正、无党派立场征收税款这一使命的核心——并可能违反规范其运作方式的法律。税务法教授、国会税收联合委员会前幕僚长乔治·尹(George Yin)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说：“这完全违背了这样一种理念：‘即公民理应遵守法律，而国税局的存在正是为了确保公民履行这一义务’。认为自己能获得国税局的‘免检通行证’，或者任何人都能获得国税局的‘免检通行证’，这种想法简直荒谬至极。”

另外，税务豁免协议之粗糙、不负责任，使得税务局要将这份仅有一页的命令转化为国税局工作方式的相应变化，变得更加困难。曾负责监督美国西南部小企业的审计工作的前国税局高管蒂姆·比洛塔(Tim Bilotta)指出：“我认为这将充满挑战。审计员和管理人员不希望被视为违法，他们会要求上级提供书面指示，明确具体该怎么做。”例如该协议规定审计保护适用于川普“或相关联的个人”及其实体，所以很可能适用于川普的子女及其经营的企业，但是否也适用于川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及其投资的公司呢？

比洛塔说：“如果我是负责监督审计的高管，我会问：你们所说的关联方具体指谁？儿女吗？那表亲、叔伯姑姨呢？远房表亲呢？具体指的是谁？”

而且，国税局内部由谁来负责解决这些细节问题，也会是一笔糊涂账。自去年川普突然撤回了国税局首席法律顾问的提名后，国税局至今仍未任命这一最高法律职位。目前代理国税局首席法律顾问一职的财政部官员肯·基斯(Ken Kies)已回避所有与川普税务相关的事务，因为他此前曾代表川普处理过税务争议。

而财政部首席法律顾问，共和党派的布莱恩·莫里西(Brian Morrissey)于“反武器化”基金协议签署数小时后突然辞职。在去年6月由川普提名其担任财政部总法律顾问的确认听证会上，莫里西曾表示，他知晓那项禁止总统指示国税局进行审计的法律条款。当时他说：“至关重要的是，国税局唯一应考虑的因素是与该纳税人相关的事实和证据，而非任何政治考量。”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不仅该协议是个不合格的法律文件，连谁有资格来解决这个问题都没人知道。难怪连共和党参议员们都在大呼小叫了。

这是前所未有的、登峰造极的腐败

川普认为前司法部长司法部长帕姆·邦迪(Pam Bondi)效忠不力，把她踢了，让布兰奇暂时替代。布兰奇为了表忠心，出任代理司法部长没几天，就再次指控川普恨之入骨的前FBI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哪怕上一次起诉被法官驳回。

现在，布兰奇又发明了这个前所未有的协议，不仅以税务豁免的方式直接给川普及其家族输送利益（根据时报报道，若在国税局审计中败诉，川普可能面临超过1亿美元的损失），而且还划出近18亿美元基金，让川普用于奖励他那些违法乱纪的同盟、打手。

本文上面所述的问题，都是这个协议在法律上的内在逻辑和具体执行的细节问题。但该协议最大的问题是政治腐败。比如，那个18亿美元基金最关键的点是，该基金将由一个布兰奇任命的五人小组自由操作，绕开了以往类似基金的常规监管。这就好像美术委员会(Commission of Fine Arts)与国家首都规划委员会(National Capital Planning Commission)会通过川普对白宫东翼的改造/扩建计划一样，因为委员会基本上由自己人组成，只会从命，不会监管。

布兰奇会出品这样质量的法律文件，也是因为腐败——为了讨好川普，什么细节都顾不上了。共和党参议员的强烈反弹，也是因为政治腐败。

川普第二次当选后，还没上任就公开腐败，比如他在2024年竞选期间就兜售宣传其总统竞选的服装和纪念品，赢得大选后，他立即于11月中推出全新商品系列，再次利用其个人品牌牟利，从一双售价299美元的“川普压倒性胜利”靴子，到售价69.99美元的《上帝保佑美国》圣经就职典礼特别版。

上任后更是变本加厉，从加密货币交易到高频股票交易到接受卡塔尔赠送的波音747客机等。但那都还限制于利用外国资金或国内的私人资金。而这一次是直接从我们纳税人手里偷钱或抢钱了。他甚至自己都不打自招：“照理说，我这是在跟自己签约。”就是他作为总统川普，用纳税人的钱给商人川普送了一份大礼。

这个大礼不仅包括了利益输送，甚至还包括了国税局的“免检通行”——川普及其家族可以高于法律之上。

前司法部特别顾问布伦丹·巴卢(Brendan Ballou)表示：“单就金额而言，这是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行径。这可能是唐纳德·川普在2021年1月6日之后所做最臭名昭著的事情。”他还说：“主要风险在于，这笔钱将被用来资助效忠总统的准军事组织。为暴力行为提供资金支持——这将成为最关键的问题，而且这在根本上与卡塔尔喷气机等事件截然不同。”

巴卢正代表两名在国会骚乱中受伤的警员，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以阻止该基金运作。

只有国会能够阻止该腐败协议

如果要制止协议生效，唯有国会出手了。

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柯蒂斯(John Curtis)表示“我完全不喜欢这个基金”，并补充说他认为任何限制措施都无法让该基金变得合理。即将退休的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蒂利斯(Thom Tillis)称其为“给无赖们的赔偿金池”（上图）。

根据《华尔街日报》，虽然公开表态反对的共和党参议员只有少数几位，但参议院共和党人中持反对意见者远超半数。所以，让这个协议流产也不是不可能。

鉴于川普的支持率不断创新低，他推行的经济政策与发动不必要的战争，也都缺乏民意支持，共和党政客出于对今年中选的担忧，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与川普切割。在少数共和党参议员明确表示不会投票支持用于川普宴会厅项目的10亿美元资金后，共和党人似乎已准备放弃白宫将其纳入法案的要求。根据多家媒体报道，这次共和党参议员对“反武器化”基金及川普税务豁免协议的反对较之川普宴会厅项目更强烈。这会不会成为致使共和党国会对川普反戈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不知道。但如果那些共和党议员会有对川普说不的时候，推翻这个腐败协议应该是首选。

那些共和党议员都知道，选民会在11月用选票说话。

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6/05/21/business/trump-irs-audit-immunity.html

https://www.wsj.com/politics/policy/trump-on-collision-course-with-gop-over-controversial-1-8-billion-fund-409299ff

https://www.nytimes.com/2026/05/21/us/republicans-trump-loyalty.html

https://abcnews.com/US/trump-master-merchandise-face-fresh-conflicts-interests-experts/story?id=115912341

https://www.nytimes.com/2026/05/21/opinion/corruption-trump-slush-fund.html

https://www.cbsnews.com/news/planning-commission-approves-trumps-ballroom-east-wing-design/

2026年5月18日，美国司法部与川普达成的近18亿金额的所谓和解协议，是美国的新低：他们将设立一项“反武器化”基金，用于补偿那些据称是因为政府“武器化及法律战”而受害的人（例如，被判罪的那帮1·6国会山骚乱参与者）。

第二天，5月19日，司法部又以一页补充文件，扩大了与川普达成的协议，承诺国税局(IRS)将停止对其本人、其家人或相关实体的任何税务审查——政府将“永远不得”针对川普、其家庭成员及企业的未决税务索赔“提起诉讼或追究责任”。

历史将会记住这个美国史无前例的荒唐协议，这个前所未有的“疯狂腐败”（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语），这个美国政治史上荒诞而黑暗的日子。而加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说得很到位：“这不仅仅是腐败，不仅仅是贪污，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犯罪集团。”

如何理解司法部设立一项新基金，新基金的运作方式是怎样的，法律上是否有问题，我们逐一梳理。

协议的来龙去脉

2026年1月29日，川普及其两名长子和家族企业就税务数据泄露起诉国税局，指控国税局和财政部未能阻止一名前国税局承包商查尔斯·利特尔约翰(Charles Littlejohn)获取并与媒体分享川普的税务文件，索赔至少100亿美元。

川普曾拒绝向公众披露其纳税申报表，他是自1970年代以来首位这样做的总统。但利特尔约翰违法向媒体提供了这些信息。

2020年，《纽约时报》援引川普的税务文件报道称，这位前总统在2016年当选总统那一年仅缴纳了750美元联邦所得税，且在之前的15年中，有10年未缴纳任何所得税。2022年底，经过长达数年的法律斗争，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公布了川普过去六年的税表。

川普家族试图获得经济赔偿的要求该不该满足，可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来解决。但这个案子的不寻常之处是，2026年川普及其家族提起诉讼时，川普是总统，鉴于川普既控制着提起诉讼的律师，又掌控着负责应诉的政府律师，负责审理该案的佛罗里达南区联邦法院的凯瑟琳·威廉姆斯(Kathleen Williams)法官质疑该诉讼是否有效，因为法律上不允许“自我交易”——就是自己人之间的利益输送。要打官司，起诉方与被告方必须是利益对立的，否则法官可以驳回案子。

事实上，最高法院早在1926年就曾指出：“在涉及该部门的事务上，财政部长是，且必须是总统的‘另一自我’。”这意味着总统起诉财政部，实际上是在起诉自己。

为此，威廉姆斯法官下令川普的私人律师——以及在联邦法院代表国税局的司法部——于5月20日前提交法律备忘录，说明双方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威廉姆斯法官同时还任命了六名未参与该案、备受尊敬的律师组成一个小组，就该诉讼是否合法向她提供参考意见。

在这样的背景下，恰好赶在法官给出的提交法律备忘录期限前夕，川普撤诉，同时司法部与川普达成了上述协议。

协议的时间点和手法备受质疑

一般来说，一个案子的结局无非就是两种：或者是法庭判决，或者是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但这里都有一个前提——案子成立。我们也经常听说某个案子一上法庭就被法官驳回了，就是说案子不成立，或者说起诉方没有起诉的理由。这种情况下，不仅不会有判决，也不会有庭外和解——试想，当法官说起诉方根本没有理由起诉时，哪个被告会去签和解协议？

但我们现在看见的就是这样的情况：被告明明知道案子极可能被驳回，却迫不及待地赶在法官有时间和机会驳回之前，与原告签了协议。

尤其不打自招的，川普起诉后，已经临近被告对诉讼作出法庭回应的截止日期，司法部还没有回应。这时，居然是川普的私人律师，而非政府方面，向法官申请延期，说他们正在与司法部的官员进行磋商。

这个案子，法官怀疑是自我交易。案件“双方”的所为怎么看都在证明法官的怀疑是对的。事实上，提起诉讼后不久，川普本人在飞往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的飞机上，公开承认了这一荒谬处境，说：“照理说，我这是在跟自己签约。”

还有，5月18日与5月19日的协议文件是不同人签字的。第一个协议长达9页，由美国国税局局长弗兰克·比西尼亚诺(Frank Bisignano)代表政府签署。第二个补充文件只有1页，由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Todd Blanche)签署。匆忙添加协议内容，还没有财政部方面代表的签字，这种情况很不正常。

布兰奇会成为代理司法部长，就是因为川普认为前任司法部长帕姆·邦迪(Pam Bondi)在对他政敌的打击报复方面做得不够好（其实她够卖命的了，只是因为都是不合理指控，在法官或大陪审团那里均遭遇阻力），要找个更敢于无视法律的来取代，所以布兰奇就用力特猛，自然是希望能把司法部长前面的代理两字去掉。

对了，布兰奇此前曾担任川普的私人律师。总之，川普的现任私人律师与他的前任私人律师，携手合作，产生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份庭外和解协议。

就此，威廉姆斯法官也被剥夺了驳回该案的机会。法律专家认为，即使法官最终认定该和解协议存在串通或恶意达成，事到如今，她也没有法律工具来阻止双方的资金或其他利益交换了。

说起来这个协议没有明面上给川普钱，但免受国税局审计的保护可能价值不菲。国税局规定必须对总统和副总统的年度纳税申报表进行强制审计。2020年发表的《纽约时报》系列报道是川普此次诉讼的核心，这些报道显示他多年来缴纳的所得税微乎其微甚至为零。2024年，《纽约时报》报道称，若在国税局审计中败诉，川普可能面临超过1亿美元的损失。这不就是给川普送钱吗？

如果案子成立，胜诉的可能性多大？

首先，说如果案子成立，是一个非常离谱的假设。这也是为什么川普不敢等，抢在案子可能被驳回之前自己撤诉了。但为了讨论这个案子，我们就假设案子成立。

前政府律师和专家认为川普的诉讼存在明显的法律漏洞，且不认为司法部通常会基于这样的案件实质内容与之和解。许多前国税局和司法部官员就该案一起提交了法庭之友意见书，其中指出川普提起诉讼的时间过晚，且其索赔至少100亿美元的要求远超合理范围。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川普提起诉讼后，IRS的律师们建议司法部驳回该诉讼。他们在一份25页的备忘录中提出了若干可能的抗辩理由。据那些匿名讨论政府内部审议情况的人士称，该备忘录已于4月提交给财政部官员（IRS下属于财政部），但尚不清楚他们是否将其转交给了司法部的预定接收方。

备忘录指出，川普提起诉讼的时间可能已过期。联邦法律允许民众在税务信息未经授权泄露时起诉国税局，但必须在两年内提起诉讼。川普在诉状中称，直到2024年1月29日收到该机构的正式通知，他才得知自己的税务信息从国税局泄露，而这距离他今年1月提起诉讼正好是两年前。

但备忘录提及川普的私人律师阿丽娜·哈巴(Alina Habba)曾出庭旁听前国税局承包商查尔斯·利特尔约翰(Charles Littlejohn)的认罪听证会。利特尔约翰当时承认泄露了川普及数千名美国富人的税务信息。该听证会发生在2023年10月，距川普提起诉讼已超过两年。

备忘录中的另一项建议是，司法部应质疑国税局是否应对利特尔约翰的行为承担责任。利特尔约翰的泄密属于私人行为，而且他是通过一个私企为IRS工作，并不是税务局的雇员，这个官司告的是税务局，法律上案子能否成立并没有明确的说法。曾经有过一个先例是，IRS确实就对冲基金亿万富翁肯·格里芬(Ken Griffin)因其税务信息泄露而提起的诉讼达成了和解。在那起案件中，政府未支付任何赔偿金，只是向格里芬公开致歉。

就是说，IRS内部律师的意见与上述法庭之友意见书完全相符，政府有理由驳回指控。

所以，这个官司川普没有什么胜算可言。司法部选择以超出任何人想象的优惠条件与川普签协议，只可能是一个向川普献媚的政治决定。

在司法部宣布设立“反武器化”基金数小时后，财政部总法律顾问布莱恩·莫里西(Brian Morrissey)辞职（“反武器化”基金来自财政部）。几个月前刚获得参议院确认的财政部首席律师顾问在这个时间点辞职，很难看成只是巧合吧？

“反武器化”基金的来源

这笔17.76亿美元的基金将来自于财政部的“判决基金”(Judgment Fund)。这是一个国会设立于1956年，给司法部用于解决针对政府诉讼的基金。

“判决基金”最早期的版本是授权司法部在无需国会采取行动的情况下，自动支付最高10万美元的法院判决款项。超过该金额的款项仍需通过立法程序。1961年，国会扩大了该基金的适用范围，将判决前为解决诉讼达成的和解协议也纳入其中。1978年，国会取消了10万美元的上限，授权行政部门根据多项法规，就任何金额的案件进行和解。

就是说，现在的“判决基金”是个没有上限额的基金，又已经获得事先授权。法律专家们早已警告，如此设置，该基金极易被滥用。

曾于1978年至2006年协助管理该基金的前司法部官员保罗·菲格利(Paul Figley)在2015年《宪法法律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判决基金的诚信取决于行政部门官员的诚信。”文章标题颇具深意：《判决基金：美国最深的口袋及其易受行政部门滥用的特性》。

曾担任拜登政府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及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总法律顾问的密歇根大学法学教授塞缪尔·R·巴根斯托斯(Samuel R. Bagenstos)今年1月撰文探讨了判决基金带来的风险：“如果某届政府希望将资金用于国会未授权的项目或受益人，只需鼓励其心仪的受助方对美国提起诉讼，然后动用判决基金支付款项来和解该诉讼（无论诉讼多么无理）即可。”

果然，川普政府就利用了这个漏洞，司法部将“反武器化”基金设立为取自于无上限额又有事先授权的“判决基金”。

根据司法部公布的条款，川普政府将从“判决基金”中提取17.76亿美元存入一个独立账户。该账户的资金将发放给被认定为“武器化”行为受害者的人群。

前司法部官员保罗·菲格利表示：“从法律上讲这没有错。但问题在于他正在创建一个新的联邦项目，如果他动用‘判决基金’的资金来做这件事，这并非国会当初设想的‘判决基金’使用方式。这是糟糕的政策。”

但给予授权的国会也可以收回授权。国会可以立法进行各种方式的限制。问题是：这届国会对此会有所作为吗？

这笔资金将如何使用，有否监管？

司法部官员在公告中并未明确列出资金的适用对象，仅表示该资金旨在帮助“法律战和武器化行为的受害者”，以及因“政治、个人或意识形态原因”而遭到错误针对的人士。公告还指出，“提交索赔申请没有党派要求”。

但谁都明白，这笔钱就是送给川普政治同盟的。事实上，因参与2021年1月6日国会骚乱被判罪的那些人和他们的律师，已经开始打这笔钱的算盘了。

该“反武器化”基金将存续至2028年12月15日，届时最初的17.76亿美元资金中任何剩余余额将归还联邦政府。

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将任命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委员会来监管这笔资金，其中一人将由国会领导人参与遴选。川普将有权随时解雇该基金委员会的成员。

协议还指出，索赔处理将主要在保密状态下进行，基金管理人每季度向司法部长提交一份关于资金接收者的“保密书面报告”。该基金最迟将于2028年12月1日停止处理索赔，此时距离川普计划离任仅剩数周。

司法部称，一旦资金从判决基金转入新的“反武器化”账户，这五人委员会将有权自由使用资金“支付每日津贴、行政服务、经费、设施、人员、差旅及其他必要的支持服务”，但委员会成员本人不会领取薪酬。

我认为，这个五人小组才是关键所在。

既然本来就有个“判决基金”，其目的和用途可以说与“反武器化基金”完全重合，为什么还要脱裤子放屁，专门新设置一个“反武器化基金”？唯一的解释就是，当五人小组都是“自己人”时，就可以避开“判决基金”的常规监管，为所欲为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民主党人士都把“反武器化”基金称为川普的小金库。因为，事实上这就是川普的小金库——由川普和他的司法部长掌控、不受监督的小金库。

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在参议院拨款听证会上承诺确保透明度的同时，却拒绝透露这笔资金是否会发放给那些因2021年1月6日在国会大厦袭击警察而被定罪的亲川普暴徒，也强烈反对小金库之类的措辞。

华盛顿州民主党参议员帕蒂·默里(Patty Murray)称该基金实属“前所未有的公然且普遍的腐败”。罗德岛州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里德(Jack Reed)将布兰奇比作黑手党头目的得力助手。

马里兰州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Chris Van Hollen)指出，布兰奇已从川普的私人辩护律师转变为挑选少数人来管理一个发放超过10亿美元资金基金的人，这些资金很可能流向总统的盟友。

布兰奇气急败坏地边拍证人席的桌子边说：“我是代理司法部长，明白吗？我曾是川普总统的律师，这只是个事实。但我现在是代理司法部长，所以别说‘总统的前私人律师会做什么’。是代理司法部长会采取行动。”

范·霍伦回应道：“司法部长先生，你今天表现得就像是总统的私人律师，这才是整个问题所在。”

在共和党方面，这个“反武器化”基金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反弹。根据NBC报道，正是针对“反武器化”基金的反对意见，促使参议院共和党领袖推迟了就一项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和边境巡逻队提供约700亿美元资金的法案进行的投票。（由于民主党要求限制川普激进的执法策略，这两个机构今年的拨款方案还未被通过。）

共和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John Thune)原本计划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假期前将这项预算协调方案在参议院通过并提交众议院。川普原来指望在纪念日前签署该法案。

结语

《纽约时报》的新闻分析文章指出，这一整套操作对宪法体系的传统认知造成了强烈冲击，法律专家指出，这引发了关于总统权力的深刻质疑。他们表示，如果该安排得以维持，川普将同时成功挫败国会的财政权力，以及法院监督三权分立的能力。

事实上，5月19日发布的补充文件触及了一个尚未有定论的严峻问题：总统能否赦免自己？

尽管这里的机制比正式的自我赦免更为复杂，但若该附录被认定为合法，其效果将惊人地相似——即政府宣布川普对其私人行为不承担法律责任。

法律专家们正竭力解读这一事件的动向，他们初步认为，恐怕无人能通过诉讼阻止这些举措。但这不代表不该尝试。

法律挑战确实已开始涌现。两名曾于2021年1月6日保卫国会大厦的警员于5月20日起诉了川普政府，试图阻止该新基金的设立，尽管尚不明确他们是否有资格对此提出挑战。

国会则是另一回事。它无疑拥有采取行动的权力。问题是，它会不会用自己的权力？现在从共和党方面透露的信息看，即便他们有反对意见，也只是在研究如何为该基金设置限制措施，而不是废除该基金。

如果这届国会不作为，下一届会不会不同？这就取决于今年的中期选举了。

本文5月22日原创首发于《美国华人杂谈》公众号

参考资料

https://www.justice.gov/opa/pr/justice-department-announces-anti-weaponization-fund

https://www.nytimes.com/2026/05/18/us/politics/trump-anti-weaponization-fund.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6/01/29/us/politics/trump-irs-lawsuit.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6/05/19/us/politics/trump-irs-doj-lawsuit-audit.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6/05/20/opinion/trump-doj-slush-fund-criminals-corruption.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6/05/18/business/anti-weaponization-fund-brian-morrissey-treasury.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6/05/19/us/politics/blanche-congress-compensation-fund.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6/05/19/admin/irs-trump-lawsuit-deal.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6/05/12/business/trump-suit-irs.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6/05/20/us/politics/trump-fund-legal-questions.html

https://www.nbcnews.com/politics/congress/republicans-cancel-votes-fight-trumps-anti-weaponization-fund-rcna346113

本文5月19日首发于“美国华人杂谈”公众号。当时，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简称DNC）还没有公布2024年总统选举的“尸检报告”(DNC Autopsy)，而且是决定不公布，正如本文所提到的。但今日转载此文时事情已有变化——DNC忽然公布了“尸检报告”。

本来，公布报告，增加透明度，是件好事，没想到反而招来更多的谴责和质疑，原因之一是，原本被普遍认为不公布报告的原因——民主党不想公开因对加沙问题的立场在2024年大选中流失选票这个事实——报告中居然根本没提。没有提加沙，也没有提以色列。完全没有。

纽约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常被称为AOC）对记者说：“我认为这份‘尸检报告’中竟一次未提及加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在我看来，这显然是2024年大选中一个重要的动态和主线。无论人们对这一问题持何种立场，报告完全不提这件事这一事实，就说明是一个重大疏漏。”

我深有同感。而这又再次证明了，民主党建制派与选民、与现实的脱节。我发现，加沙问题，似乎已经在成为对政客政治道德和诚意的试金石。2024年，民主党建制派没通过这个测试。现在DNC的“尸检报告”也没通过这个测试。这等于是说，今天的民主党建制派还是没通过测试。

说公布的是个草稿，一点没错，还是个没完成的草稿。有的地方只有章节的名称，内容完全空白。有不少批注似乎在否定报告内容，比如“该分析没有数据支持”，“这个说法与公开报道有矛盾”等。总之，是个既不完整又不准确的报告。这倒是证实了2024年民主党总统竞选团队内部人物罗布·弗莱厄蒂(Rob Flaherty)的猜测：“之所以没有发布分析报告，是因为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分析报告。”（本文有提供弗莱厄蒂个人“尸检报告”的核心内容。）

以草稿的形式公布这个报告，说明DNC已经承认没有能力产生一个像样的、符合成品要求的报告。这一举动传达的信息是：DNC内部分裂，也没有领导力量。

所以，民主党建制派不仅在加沙问题上没能通过测试，而且在其余方面，无论是对自己的认知还是领导力，都没有通过测试。

这同时也说明，本文虽然产生于一周前，依然有存在的意义。(By 溪边愚人）

川普第二任上尽做反科学、违法违宪、以权谋私的事，还发动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争，将全世界经济拖入泥潭，而共和党掌控的国会又不作为，完全放弃了对行政部门的监督作用。很多美国选民都希望通过中期选举选出一个能够对总统有所制衡的国会。

自川普去年向共和党掌控的红州喊话，叫这些州以不公平重划选区的方式，让共和党进一步在众议院选举上占据不公平优势后，两党就开始了一场重划选区的拉锯战。

民主党只有加州和弗吉尼亚州通过选民公投的方式决定重划选区，给民主党争取到一点平衡。

5月8日，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推翻了该州新的众议院选区划分方案，这样加州为民主党增加的5个席位无法抵消共和党7个州增加的14个席位。而共和党还有不少州在重划选区的努力中，民主党要争取2026年中选能够控制国会，似乎越来越困难了。

这让我想到2018年。

共和党2010年推出的“红图”项目（详见《两党愈加剧烈的选区划分博弈怎样才能收场》），为共和党在州选举中获得大量席位，从而在2010年人口普查后的选区划分中为共和党创造了巨大优势，导致共和党在2012年以33席的多数优势主导了众议院，虽然同年民主党联邦候选人总得票数多出110万张。

按照“红图”项目设计，本来共和党这个优势应该是可以长期保持的，最坏的情况也应该可以保持10年，直到下一个选区重划。没想到2018年，民主党夺回了众议院。为什么？用“红图”的总设计师和执行人克里斯·扬科夫斯基(Chris Jankowski)的说法是，因为出现了川普。他说，“红图”只能应付正常情况，而川普激发起来的反对力量超出了“红图”的应对能力。

就是说，只要把选民充分动员起来，选区划分产生的一定程度的党派优势是可能被突破的。关键是，怎样才可能产生一个冲击力足够突破共和党选区划分壁垒的蓝波？

民主党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公平地说，民主党2018年和2020年的胜选，很大程度是依靠了川普产生的反作用。选民看见了川普的危险，所以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希望能保住美国的民主制度。

川普第二任上变本加厉的胡作非为，产生的为民主党催票的作用应该更大。但民主党有自己的问题。我们总说川普现在的支持率不断创新低，但民主党的支持率更低！如果民主党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仅靠川普的反催票作用是不行的。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简称DNC）例行公事，对2024年总统选举做了“尸检报告”(DNC Autopsy)，但DNC最后决定不公布报告。为什么？最想当然的猜测自然是有见不得人的内容。很多人猜很可能与是否该无条件支持以色列有关。但最近一个内部人物罗布·弗莱厄蒂(Rob Flaherty)透露的信息，似乎很让人信服。

弗莱厄蒂参与了拜登2020年的竞选。2024年他先是担任拜登的副竞选经理，后又担任贺锦丽（Kamala Harris，卡玛拉·哈里斯）的副竞选经理。他是少数几位被“尸检报告”团队采访过的竞选团队成员之一。他说，“尸检报告”团队2025年9月底才与前竞选工作人员联系，行动如此迟缓令人费解。最后“尸检报告”始终不现身，更是个大问题。不过，他对不公布报告的猜测与众不同。他说，根据他在民主党圈内获得的传闻，他的理解是：“真相比虚构更荒谬——之所以没有发布分析报告，是因为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分析报告。”他认为团队最终产出的，不过是对一系列访谈的粗略总结。

弗莱厄蒂认为，一个严肃认真的“尸检报告”很重要，很有意义，所以，他以当事人的身份，写了他认为应该出现在“尸检报告”中的内容。当然，这只是一个人的“尸检报告”，不一定代表广泛意见。但他对败选分析的核心内容与我的想法几乎完美重合，不禁让我拍案叫绝。

弗莱厄蒂认为，竞选最关键的是，“你必须拥有一个品牌。而我们没有。”这个品牌“应是候选人参选初衷的故事”。

他说：“如果没有一个让人们真切感受到与候选人深层信念相连的品牌，你的战术将一无是处。你或许能触达人群，却无法赢得选民的支持。”

他还说：“当时我们低估了——如今依然低估了——民众究竟有多么幻灭。当时和现在都弥漫着一种普遍的绝望感：一切都行不通，支撑我们的制度已经崩溃。媒体、政府、企业——如今已无人再信任任何人。”

2024年总统大选后我写的第一篇文是《川普为什么能赢，还赢两次？》我在文章里说：“我认为，川普当选，不是贺锦丽的失败，也不是拜登的失败，甚至2016年也不是希拉里的失败。而都是民主党的失败。民主党在不断失去蓝领这个基本盘。一旦大势所趋，任何候选人都不可能以个人魅力去力挽狂澜。民主党败选的最深层原因是巨大的贫富差距。”“左翼政党几乎全盘接受了右翼的市场思维和市场价值观，而这些都是以牺牲蓝领的利益和中产地位为代价的......左翼政党在约束市场经济方面的缺席才是川普当选的因。”

就是说，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蓝领中产的消失，责任在民主党身上。选民已经对民主党建制派彻底失去信心了。这也就是弗莱厄蒂说的民主党没有一个可以用以竞选的品牌。

弗莱厄蒂说，2024年的竞选策略并不那么糟糕，“我们的调研显示，我们确实触达了目标选民，他们甚至喜欢我们的具体宣传方式——广告测试效果良好，我们在核心议题上也开始占据上风。”但最终还是输在品牌这个关键问题上。

就是说，民主党不做根本的改变，还是会输。

加沙！加沙！沉重的代价！

弗莱厄蒂说，败选的因素多样，包括拜登不该参选，拜登退选后缺乏一个有实际意义的初选，等等，但“加沙确实让我们付出了代价”。他说：“竞选团队里有个人曾对我说：‘我们整场选举，都像脖子上挂着一条正在腐烂的死鱼。’这句话非常准确。这也是拜登那个‘政治时代’的局限性之一。”

根据多家媒体报道，DNC那个未出炉的“尸检报告”也是同样的说法：民主党内部审查发现，贺锦丽因对加沙问题的立场在2024年大选中流失选票，这个因素甚至可能大到影响胜败。

但更糟糕的是，贺锦丽在加沙问题上的立场选择是因人而异的，针对不同的受众讲完全不同的话。这就是砸品牌的做法。比如，一则针对密歇根州阿拉伯裔美国选民的广告，画面中贺锦丽站在讲台上发言：“过去九个月里加沙发生的事情令人痛心，我们绝不能对这种苦难麻木不仁，我也不会保持沉默。”与此同时，在另一则针对宾夕法尼亚州犹太裔选民的广告中，她却表示：“让我说得清楚些。我将始终捍卫以色列的自卫权，并确保以色列拥有自卫能力，因为以色列人民绝不能再经历10月7日那个名为哈马斯的恐怖组织所制造的恐怖。”其实，宾州那个广告是将贺锦丽两个讲话剪辑制作的，其中一个讲话被删去的内容包括关于结束加沙苦难、让“巴勒斯坦人民能够实现尊严、安全、自由和自决权”的内容。

这样的广告制作说实话挺拙劣的，属于没有诚意，愚弄选民。如此完全不要品牌，2024年有那么多选民选择不出来投票真没什么奇怪的。

2026年，进步派新人普拉特纳做出了榜样

令人欣慰的是，国会中新一代的年轻进步派获得草根的普遍支持，同时，草根选民正在激励出更多新一代进步派新星加入政治选举。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说：“在我涉足美国政坛的六十年间，从未见过如今这般涌现的进步派人才与活力。”缅因州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格雷厄姆·普拉特纳(Graham Platner)就是其中之一。他将挑战共和党现任参议员苏珊·科林斯(Susan Collins)。

普拉特纳官网自我介绍：一位曾服役于美国海军陆战队及陆军的退伍军人、牡蛎养殖户、萨利文（注：缅因州的一个城镇）规划委员会主席。致力于击败科林斯，为缅因州的工薪阶层赢回这一参议院席位。图源：普拉特纳竞选官网

普拉特纳远不是一个完美的候选人，更不是民主党建制派的人选。但他在筹款与民调上都远超民主党参议院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亲自挑选的候选人，缅因州州长珍妮·米尔斯(Janet Mills)，最后米尔斯因经费穷尽，不得不提前退出初选，普拉特纳在初选日到来之前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民主党候选人。

2020年，民主党人曾确信终于有机会击败科林斯，尤其是在她投票支持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之后。民主党这边前州众议院议长萨拉·吉迪恩(Sara Gideon)募集了高达686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远超科林斯的2650万美元。当时可以说是志在必得。没想到科林斯以近9个百分点的优势击败了吉迪恩。考虑到拜登在该州以9个百分点优势获胜，吉迪恩输得很惨。2026年，舒默再次推建制派候选人，说明民主党根本就没吸取教训。

而普拉特纳深知民主党的问题所在。他明言是系统性问题，而他自己就是对这个系统彻底失望的选民之一。普拉特纳高中毕业后即加入海军陆战队，服役了八年，期间作为海军陆战队员三次赴伊拉克执行作战任务，并随马里兰州国民警卫队在阿富汗执行了一次任务。退伍后，他读大学（没完成学业），做调酒师，还曾在阿富汗担任国务院安保承包商。随后回到缅因州，接手了一家牡蛎养殖企业，并积极投身于地方管理，倡导社会正义和经济正义。2025年7月底，致力于物色代表蓝领阶层候选人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及工会代表“发现”了他，并说服他出来竞选参议员。

普拉特纳说，他2011年四次海外服役回国时对军队已感到幻灭。而国务院安保承包商的工作使得他“曾经所有的愤世嫉俗和幻灭感都达到了极点”——他目睹了与多年前如出一辙的景象：失败的战略、战术和政策，以及“只能称之为欺诈的行为——美国纳税人的血汗钱被直接塞进了私营企业的口袋里”。他说这些所见所闻进一步印证了他对美国体制的根本批判：这个体系旨在从劳动阶级手中榨取财富，并将之全数输送给极少数人。他将自己参与竞选看作是改变这个系统的机会：必须有足够多的像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这样不忘初衷的人进入政府内部，在内部建立力量，才能发生系统性的改变。

普拉特纳表示，他致力于实现全民医保、降低住房成本，以及保护和扩大公共教育。这些与“标准”的民主党竞选纲领没什么不同。普拉特纳能够吸引选民当然是因为他与其他民主党候选人的不同之处：一，他还希望“从行政部门收回更多权力”，以避免不受制约的总统发动“完全浪费的海外战争”。二，关于美以政策，普拉特纳直言不讳：“加沙正在发生种族灭绝，而这一切正由美国提供资金支持。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终将环顾四周，意识到自己未能通过这个时代最严峻的道德考验。”

但我觉得普拉特纳在接受乔恩·斯图尔特的《每周秀》采访时所聊到的内容更关键。他说虽然他一直都是注册的民主党人，但他一直觉得“民主党从来没能说清楚它到底想做什么，比如最终目标是什么。从来没真正提出一套明确的政策来实现目标，而且似乎也从来、一直都不想运用权力把这些政策付诸实践。”

普拉特纳还说，他不是建制派民主党，而是FDR（小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新政的民主党。他指出了今天与当初大萧条时期的相似：“1928年FDR写道，当今民主党的问题在于它缺乏建设性的政策和对未来的愿景。而且，如果你问普通美国人，民主党信奉什么，没人能告诉你。整个理论就是：我们要等着共和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这样我们就能神奇地重新掌权。他是在1928年说的这话。哇！”

这不是又回到民主党的品牌问题上了？民主党在选民中的支持率那么低，难怪非建制派候选人更容易吸引选民。

民主党需要来一个重新出发

我相信民主党存在一个背离初衷的问题，有时甚至是抛弃初衷。这不是我发明的观点。如此“诊断”的人真不少，其中说得比较尖锐、入骨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是哈佛的著名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

桑德尔在其《功绩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一书中毫不留情地说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蓝领中产的消失，责任在民主党身上。他说，共和党的理念本来就是最大范围、最大程度地追逐资本，而适当约束资本，为民主负责，为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权力集中和不平等提供一种平衡，并寻求更公正的社会，一直是左翼党派的历史使命。他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民主党在这一使命上彻底缺席了。

此书简体版译名《精英的傲慢》，繁体版译名《成功的反思》

现在，弗莱厄蒂个人的“尸检报告”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普拉特纳的个人感受以及他从选民那里获得的广泛反馈也是如此。普拉特纳说，民主党几十年来到处贴创可贴的做法根本不能解决问题，“我们需要重构体系。我们需要系统性的变革。”

那就需要在民主党内有更多的人达成这一的共识。只有这样，才能逼迫建制派也加入系统性变革的行列。

普拉特纳是被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发现”的候选人。也是被该组织挖掘出来的还有现在的宾州参议员约翰·费特曼(John Fetterman)和新当选的纽约市长佐赫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等。很多人担心，普拉特纳会不会成为又一个费特曼——在国会的投票越来越偏离民主党，更偏向共和党。

普拉特纳还被曝光多年前作为海军陆战队员时纹了一枚骷髅与交叉骨纹身（其图案酷似纳粹符号），各大新闻媒体还翻出了普拉特纳早年在Reddit上的旧帖，其中包含厌女和偏执的言论等内容。

普拉特纳说，他与费特曼完全不同。对其他丑闻他也做出了解释和道歉。令人惊讶的是，这些丑闻对他的初选竞选几乎没有造成影响。现在，普拉特纳的民调已经领先科林斯，有望为民主党在参议院增加一票。

这告诉我们，选民极度渴望能够真正代表他们利益的候选人。也告诉我们，选民认同现有体制需要一个彻底变革。

选民已经准备好了，如果政客也能顺应潮流，就可能产生一个可以突破共和党选区划分壁垒的蓝波。

民主党需要一个FDR，也需要更多信奉FDR理念的候选人。

鹿死谁手，就看民主党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了。

保守派走到这一步，花了61年。

我在《<投票权法>通过61年后被高院终于彻底“推翻”》一文中提到：“这一判决对2026年的选举影响有多大还不好说，但如果国会不出面阻止的话，2028年的选举将受到巨大影响，很可能将永久锁定选举结果。几十年来，共和党在下一盘大棋，其中策略上最成功的是2010年的一个‘红图’项目。这盘棋将州政府的权力与最高法院的右转有机地结合起来，造成了我们今天的局面。”

今天就说说“红图”(REDMAP)项目的来龙去脉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

弗吉尼亚州选民公投搞不公平选区划分

说“红图”之前，先谈一谈自去年夏天川普喊话德克萨斯等红州重新划分选区，民主党与共和党正在展开的选区划分的博弈。

4月21日，弗吉尼亚州选民公投（下图），批准了一份新的选区图。这个新的选区划分，让民主党有可能增加四个众议院席位。如果州高院不判此违宪，一切“按计划进行”的话，将使该州的11个众议员席位从原来的6个民主党、5个共和党变成10个民主党，1个共和党。

（《纽约时报》截屏）

这类非公正的选区划分是美国特色，还有个专门的政治术语，叫Gerrymandering，一般中文翻译为杰利蝾螈（或格里蝾螈）。

既然说非公正，意思就是这种选区划分会产生与民意不符的选举结果。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这是反民主的行为。二，这是一种系统性选举舞弊。

既然杰利蝾螈不民主，属于系统性选举舞弊，为什么一直指责共和党搞不公平选区划分的民主党，自己也走在了这样一条路上？

同样是杰利蝾螈，共和党走得更远

杰利蝾螈是美国特有的一种政治行为，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有做。但是，公平地说，民主党做的程度和范围远远比不上共和党。杰利蝾螈在共和党控制地区大行其道 ，最关键的一个是共和党2010年的“红图”项目，为其后几十年的选举奠定了不公平的基础。

2009年的某一天，眼看又一个人口普查年就要到来，共和党策略师克里斯·扬科夫斯基(Chris Jankowski)忽然产生了一个灵感：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伴随的是全国选区重新划分。如果共和党能够在大多数州拿下州议会多数，就可以用杰利蝾螈让共和党获得选举优势。

2014年3月，共和党策略师克里斯·扬科夫斯基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州议会大厦外（图源：wbur公共广播电台）

扬科夫斯基随即设计了“红图”项目，通过大数据确定目标，比如哪些州的人口变化会造成选区的重新规划，然后再具体去发现哪个竞选话题可能影响哪个位置，各个击破。这需要敏锐的嗅觉和有攻心作用的策略。

于是，在缅因州布鲁希尔(Blue Hill)镇，上演了一出超出当地人想象的剧本。

2010年，已经做了多年州众议员的吉姆·沙茨(Jim Schatz)，成了那年州参议员的民主党候选人。他的竞选口号是“投票给吉姆”。在此之前，他已经靠这个简单直接的竞选策略赢得了八次选举。

他的对手，共和党候选人布莱恩·兰利(Brian Langley)则是把自己的蓝莓派食谱印在竞选传单的反面。他说，食谱比他的政治观点赢得了更多的选民。

布鲁希尔是一个美丽而又偏僻的小镇。那里的人淳朴，友好，那里的生活平静，安详，甚至连政治竞选都不带火药味。

但是没想到，这一年秋天画风变了。沙茨受到铺天盖地的不实广告攻击。这些广告震惊了全镇，包括两位候选人——因为连兰利都不知道广告是哪里来的。兰利到处打听，最后一位州共和党大佬告诉他，这些广告肯定不是本州共和党做的。

后来广告越做越丑陋，兰利认为会对自己有负面影响，于是他花钱做广告，声明那些攻击沙茨的广告不是他做的，也不符合事实。只是，兰利的广告太迟了，沙茨败选。这是共和党自1992年以来第一次在这个选区赢得选举。

NPR的调查表明，这些广告与扬科夫斯基有关。他为2010年的竞选筹集了3000万美元，用来影响全美数百场围绕地方议题展开的竞选。有时候，他直接把钱交给共和党候选人，有时却是不与当事人联系就直接上手，就像发生在缅因州那样。

最关键的是，一般两党都不那么重视州选举，所以不需要花很多钱就能够对州选举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扬科夫斯基从自己的经验认识到，在州选举上做文章，用那些全国性操作10%的资金就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具体来说，对一个联邦席位的选举，3千万美金的作用几乎感觉不到，而同样这笔钱，可以帮助拿下几百个州席位。

结果是，扬科夫斯基从2010年的州选举获得的收获甚至超出了“红图”项目预定的目标。这一年的选举堪称历史性时刻：仅凭3000万美元，共和党就赢得了700个州立法席位，最终在25个州同时掌控了州参众两院——占全国一半的州！这还不包括只控制参议院或众议院的州。

扬科夫斯基的“红图”项目成绩璀璨。

这还仅仅是开始！

扬科夫斯基2018年6月接受NPR采访时说：“2010年的选举只是开始，而非终点。对我来说，关键在于‘红图’之后发生的一切。”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共和党控制的州立法机构开始重新划分选区以利于己方。2012年是重划选区后的第一个中期选举。那一年，尽管民主党联邦候选人总得票数多出110万张，共和党却以33席的多数优势主导了众议院。

（图源：ProPublica）

上图是2010年（当时仍沿用旧选区）和2012年各个州的联邦选举结果对比，图中颜色深浅代表州普选票数与实际赢得席位之间的差异（见图中左下角标识），颜色越深则差异更大。蓝色代表民主党获得相较于普选票更多席位，红色代表共和党获得相对更多席位。可以明显看出，2012年不仅红色区域更多，而且颜色深的更多，就是说杰利蝾螈的程度更严重。

选区划分当然不是影响选举的唯一因素。民主党选民往往集中于大城市也容易造成选民过度集中于某个选区，但ProPublica报道说，专业分析人士及各界人士均指出，选区重划是造成这种反差的关键。

所以说，同样是杰利蝾螈，共和党走得更远。这已经是被数据证明了的事实。

红州政府滥用权力，压制民意，削弱民主

杰利蝾螈是非民主行为，这个显而易见。

但共和党对选举的操纵并不限于杰利蝾螈。正如扬科夫斯基所言，一切都只是开始。

非常“凑巧”的是，高院也相当“配合”。

曾经，人们希望在法院获得有利判决的做法是，设计有利于己方的辩论理由。但后来人们发现，你不需要有好的理由，只需要有同情你的法官。特别是发生了好几个保守派大法官左转的情况后，右翼更是把关注重点放到挑选观点坚定右翼的大法官候选人上，而且理念越极端越好。要知道，说服一个人改变看法很难，而为自己的观点“寻找”判决的理由难度要小得多。而当你可以不在乎是否逻辑自洽时，那简直就没有难度了。

2013年，谢尔比县诉霍尔德案的官司打到高院时，保守派已经是万事俱备了。该案的判决，等同于推翻了《投票权法案》对南方各州在选举法上面的限制。本来，因为这些州曾有过歧视性质投票法律的州，《投票权法案》第5条要求在对州选举法做任何修正之前，其修改内容必须经联邦审核，也称为“预先批准”。第4(b)条则列出这些曾经有歧视行为的州。这两个条款的结合被认为是该法案最重要的执行机制。

谢尔比县诉霍尔德案的判决废除了第4(b)条，即去除了“预先批准”的程序，等于为南方各州松了绑，可以直接下手做任何事情。而这也是确实发生的：一旦掌控了州议会，共和党就毫不犹豫地推行各种违背民主原则的选举政策，比如不合理的严苛证件要求，或者在民主党选民集中的选区限制投票站数量、投票站开放时间和提前投票的机会，害选民投票必须排数小时的队（见下图），又或以清洁选民登记册的名义，不负责任地大量删除选民，其中不成比例地包括了大量民主党合格选民，等等等等。我这个选举系列文章上一篇“红州着手压制公投提案，我们的民主还剩多少？！”谈到的佛罗里达州要求全民公投提案必须获得60%的支持率才算通过，也是这类动作之一。

NPR2020年10月的一个新闻报道：“为什么非白人佐治亚州选民必须排队等候几个小时？投票场所太少”。图片的注为：去佐治亚州位Union City的“基督教城欢迎中心”投票的一些选民，在该州6月初选期间忍受了五个小时的等待（NPR网站截屏）

对了，知道扬科夫斯基完成了“红图”项目后去干嘛了？他下一个项目就是去寻找最合适的保守派大法官候选人。所以，高院在2013年废了“预先批准”后，于4月29日又借“路易斯安那州诉卡莱斯案”的判决使《投票权法案》第2条彻底失效，就丝毫不令人奇怪了。

红州压制选民的所有动作都是共和党州的“专利”，你在蓝州看不见类似的操作。

这些措施的目的就是压制民意，削弱民主，继续巩固共和党的选举优势，使得这些州成为共和党的堡垒，因为这构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民主党哪怕有多数也很难翻盘。如果不是谢尔比县诉霍尔德案的判决去除了“预先批准”这一步，所有这些行为都不会被允许。

更有甚者，川普第二次上任后，为了保住共和党在国会的多数，公开喊话共和党州，要他们赶在2026年中选之前，在已经严重杰利蝾螈的选区划分上，继续走向更极端，在非人口普查年重划选区，将党派优势利用到极限，给共和党更多不公平的选举优势。德州首当其冲，为川普献上了愈加不公平的、新的选区划分，其他红州也相继跟进，这就会造成本可以依照民意将国会翻盘的民主党永远处于少数。

弗吉尼亚州选民公投是民主党不得已而为之

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发生了民主党针锋相对的杰利蝾螈，因为这关系到美国的民主是否还能保住。要问局势有多险峻，就看看奥巴马和埃里克·霍尔德(Eric H. Holder)都参与到支持弗吉尼亚州重划选区的选民公投就知道了。

奥巴马是个多么爱惜自己身上羽毛的人，要他公开支持杰利蝾螈这种“肮脏”的政治游戏，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可能的。曾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任非裔司法部长的霍尔德，离开政治任命职位后，专门致力于推动选区公平划分。他曾是坚定的杰利蝾螈反对者，但他现在也公开支持弗吉尼亚州重划选区，消减共和党以不公平方式获得的选举优势。

弗吉尼亚地方报Virginia Mercury4月10日的报道：“我们必须采取行动”：美国前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支持弗吉尼亚州选区重划

加州和弗吉尼亚州的选区重划，只是民主党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试图重新制造公平选举环境的努力。他们都强调，这应该是暂时的措施。毕竟，这个肮脏的游戏是由共和党开始的——在共和党已经有了“红图”造就的不公平选举环境之后，德州等又开始新一轮更严重的杰利蝾螈。民主党所作的不是背叛民主原则，而是先争取到一个不要太不公平的环境。

共和党政治、政策顾问和游说人士卡尔·罗夫(Karl Rove)2010年3月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过一篇观点文章（上图），《共和党将目标锁定州议会——谁掌控选区重划，谁就能掌控国会》，“预言”因为奥巴马的政策不得人心，当年的中期选举民主党会在州级选举丢失席位。当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2010年民主党失去大量州级席位是共和党“红图”项目的效果，知道内情的罗夫是特意为选举结果埋伏笔。如果说罗夫文章的主标题“共和党将目标锁定州议会”道出了共和党当时正在做的事情，那么，副标题“谁掌控选区重划，谁就能掌控国会”则是彻底坦白了共和党这种动作的目的。民主党2012年在国会丢掉很多席位最主要的原因正是“红图”项目的后续效应。

顺便说一句，你找不到民主党有任何类似的言论。不是民主党人更阴险，共和党人更坦然，而是民主党的确没有走得这么远。任何动机都会有泄露的时候，不可能没有任何蛛丝马迹。

在此必须指出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共和党是靠党派掌控重划选区，民主党是请选民公投决定要不要重划选区。类似区别一直存在，包括两党虽然都搞杰利蝾螈，但在范围和程度上始终有很大差别。当共和党将杰利蝾螈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后，选举环境已经接近质的变化，即几乎已经改变了选举的性质——不再够格被称为一个民主选举了。罗夫的言论也是间接地告诉我们，要恢复一个真正民主的选举机制，首先必须抹去共和党“红图”项目遗产。

2022年1月，长期关注杰利蝾螈问题的美国知名记者大卫·戴利(David Daley)在The Forum发表文章（上图）：《“红图”美国——如果不进行投票权改革，共和党将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一个选举不再有真实意义的未来》。

文章指出，共和党以“红图”应对奥巴马2008年的胜选以及多族裔民主党多数派的崛起。该项目使共和党在密歇根、俄亥俄、威斯康星、印第安纳、北卡罗来纳、宾夕法尼亚和阿拉巴马等州均获得州议会多数，并使共和党完全掌控了佛罗里达、佐治亚和得克萨斯两州的议会两院。共和党借助先进的新型制图软件和精细选民数据重划选区后，民主党在这些州再未夺回过任何一院的控制权——即便他们获得了数十万张更多的选票。

戴利说，我们早就该正视一个基本且令人震惊的事实：共和党已将美国民主改造成了一场他们不可能输的游戏。难怪共和党领导人对选民的政策偏好、曾被视为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甚至关于我们历史的基本事实都如此漠不关心。他们只需要靠划分选区来决定胜负。

这正是共和党下的一盘大棋。该文标题道出了当前的危机：再不进行选举改革，恐怕我们就会到达一个转折点——选举不再代表选民的意志，所谓的民主选举名存实亡了！

说实话，我本来对加州该不该重划选区持怀疑态度，但加州选民的态度让我警醒：是背水一战的时刻了。待到弗吉尼亚州公投时，我已经乐见其成。

理想的情况是，民主党能够在2026年中选拿下参众两院，然后从联邦层面制定法律，将整个选举程序的方方面面真正公平化、合理化，包括公平合理的选区划分——这就是民主党多年来一直在推的政策和法律，如始终被共和党阻扰无法通过的《投票自由法案》(Freedom To Vote Act)和《约翰·刘易斯投票权促进法案》(John Lewis Voting Rights Advancement Act)。只有这样，才能让美国选举走向越来越民主的良性循环。

周五（5月8日），弗吉尼亚州法院推翻了众议院选区划分方案，对民主党造成重大打击。但对还在乎美国民主制度的选民，这同时也应该是更强有力的动员令，以阻止美国选举格局被固定化。

也只有这样才可能让共和党改邪归正，切切实实地从争取选民入手，而不是变着法地靠欺骗赢得选举。而这将是美国人民的福音。

参考资料

https://forummag.com/2022/01/20/the-united-states-of-redmap/

https://www.wbur.org/hereandnow/2016/07/19/gerrymandering-republicans-redmap

https://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2748703862704575099670689398044

https://projects.propublica.org/graphics/seats-vs-voteshttps://www.keranews.org/2018-06-15/how-a-political-consultant-changed-voting-districts-nationally

https://ballotpedia.org/James_Schatz

https://www.npr.org/transcripts/616212383

《投票权法》中被高院废除的这些条款真的过时了吗？看看南方州各种压制投票的法律（详见《堪萨斯州选民身份证法案的辉煌失败》），答案是明显的。大法官露丝·贝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曾经用的一个非常出名的比喻今天依然适用：你因为打着伞才没淋湿。然后你说，我没有淋湿，所以我可以把伞扔了？！

这一历史性倒退的裁决，引发了铺天盖地的舆论。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的，讨论的都是黑人投票权是否改善了，是否不再被压制了。可是，华人的投票权，华人的任何、所有权益，又如何能够与黑人的权益分开？

我在相关文章里看见的是，字里行间到处都写着“华人”二字，在看了《纽约时报》判决后第二天登出的南方几个州黑人代表人数历史数据图表后，这个感觉更加明显。

1965年《投票权法》真正给予了黑人投票权

美国宪法第十五修正案于1870年2月3日获得批准，将投票权扩展至所有种族的男性。

现在想来令人难以置信——该修正案通过的当年，黑人希拉姆·罗兹·雷维尔斯(Hiram Rhodes Revels)就成功当选为联邦参议员。奴隶制在美国被正式废除不过是1865年的事情，当时黑人普遍受教育程度低，人口数量也不占优势，选出一个黑人参议员代表，简直是奇迹。

不出所料，不少州很快出台了法律、人头税、识字测试、“祖父条款”（此处指压制黑人选民的法律机制）等，以阻止黑人投票，甚至还有直接赤裸裸的暴力恐吓或袭击。黑人刚刚获得的投票权，无形中又被剥夺了。

直到1965年的《投票权法》，才以专门且具体的法律条款和附带的强迫执行的法律手段，保证了黑人的投票权。其中非常具体的一个条款是第5条，要求曾有过歧视性质投票法律的州，在对州选举法做任何修正之前，其修改内容必须经联邦审核，也称为“预先批准”。第4(b)条则列出这些曾经有歧视行为的州。

为什么要有个条款专门针对某些州？下图是1870年至2024年黑人众议员人数的历史数据。深色部分是南方十州的人数。该十州为：阿拉巴马、佛罗里达、佐治亚、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田纳西、得克萨斯和弗吉尼亚。可以看出，《投票权法》在全国范围都有作用，但南方州的效果有个滞后，可以想见阻力相较于其余州更大些，故需要对这些州采取专门措施。

时报选择的十个州与当初4(b)涵盖的州不完全重叠，因为时报是根据如今州选举法的情况做选择的。可以认为，这十个州是目前投票压制最严重的州。

第5条和第4(b)条这两个条款的结合被认为是该法案最重要的执行机制。

然而，第4(b)条在2013年被高院的一个裁决废除了。

而4月29日被废除的第2条，简单来说就是该法案允许少数族裔可以有自己符合人口比例的代表。

鉴于第2条和第4(b)条的内容可以具体到州，其效果可以很直观，我们不妨直接看各个州的具体情况。

下图是路易斯安那州1870年至2026年黑人众议员人数的历史数据。橙色代表议员人数。虚线代表如果黑人代表人数与黑人所占人口比例正好相当所应该产生的议员数。所以比较橙色线与虚线的区别就可以看出《投票权法》第2条的作用。

路易斯安那州曾于1874年成为少数几个选出黑人众议员的州之一，但随着南方各州开始大肆限制黑人的投票权，该州直到1990年代才再次选出黑人众议员。

如果从第4(b)条多选择几个州，不难看出同样的模式。

佐治亚州（左）和德克萨斯州：

北卡罗来纳州（左）和南卡罗来纳州：

路易斯安那州（左）和阿拉巴马州：

密西西比州（左）和田纳西州：

佛罗里达州（左）和弗吉尼亚州：

上面这些图表非常明显地证明了1965年《投票权法》的必要性。同时也可以看出，即使有了《投票权法》，南方州黑人代表的水准最多也就是与人口比例持平，而且很多时候还达不到。

华人应该如何看待这次高院判决？

我审视上面那些图表时，总是试图从中找出华人的轨迹。华人在政治上的被代表远远低于黑人。如果黑人的被代表程度被严重压制，华人岂不是要更惨？

当然，《投票权法案》从未要求少数族裔人口必须获得与其人口比例相称的代表席位，只是允许以此做选区划分。但布伦南司法中心(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副总裁卡里姆·克雷顿(Kareem Crayton)表示：“在一个完全具有代表性的社会中”，理应期望某个地区的代表比例大致与该地区所服务的社区人口比例相符。“当两者严重脱节时，通常表明存在某种异常情况。”

表面看，这次关于《投票权法》的最新判决，影响的是黑人议员代表数量。但这其实关系到所有少数族裔。无论是对黑人、华裔，还是其他少数族裔来说，高院这次对《投票权法》的推翻，都是对平等权利的又一次剥夺，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倒退。

有一件事是非常清楚的：如果历史上黑人没有实际投票权的话，华人（或者亚裔）肯定也没有，不管法律如何规定。

不仅仅是投票权。少数族裔各种平等权益的逐渐获得，都是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获益于当时通过的一系列《平权法案》。在此之前，华人孩子被拒进入白人学校是个普遍现象。华人的工作机会也极其受限。当年华人多以开洗衣店或餐馆谋生，最主要原因不是英文不好，也不是缺乏工作技能，而是得不到公平的工作机会。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华人（或任何少数族裔）的命运与黑人的命运分不开。

一般人们说到美国历史上白人的私刑(lynching)，绝大多数人首先会想到这是针对黑人的。没错，黑人承受了最主要的部分。但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群体性私刑事件之一，是1871年的洛杉矶唐人街大屠杀(The Los Angeles Chinatown Massacre of 1871)。当时，一群由白人和西班牙裔男子组成的暴徒将华裔社区成员作为袭击目标，导致18名华裔男子遇害，占该市华裔人口的10%以上，其中包括一名15岁的少年。根据维基百科，一些21世纪的文献将此描述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私刑事件。

川普第二任上，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大量遣返无证移民。因为ICE拘留营环境极其恶劣，缺乏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执法人员为所欲为，其暴力行为没有受到法律制约，造成越来越多的人死于ICE拘留。看看这个统计数字有没有让你吃惊到：自2025年1月以来，在ICE羁押期间死亡的人员中，约有三分之一为亚裔。其中，华裔在死亡人数中占比最高。

难道真要就此走上回头路？

《纽约时报》刊登的一则读者来信将逻辑整理得很清楚：

最高法院此前曾裁定，所谓“党派划分选区”（即政客挑选选民，而非选民选择政客）是合法的。如今，大法官们又裁定，为保障少数族裔投票权而进行的“种族划分选区”必须予以废除。简而言之，你不能划分出赋予黑人选民投票权的选区，却可以划分出剥夺他们投票权的选区。

若将此与川普政府对多样性、公平与包容的公开敌视，以及其滥用民权法——据称是为了打击针对白人的歧视——结合起来看，人们不得不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难道是要让吉姆·克劳法和分开的饮水机卷土重来吗？[来自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读者亨利·冯·科霍恩(Henry Von Kohorn)]

科霍恩的这段话其实道出了人们体会到的压抑：难道我们真的要如此走上回头路了？而这些权益都是黑人争取来的，他们当初为此被殴，被关监狱，甚至丢失生命。现在，这一切居然要付诸东流了？

对此，民权运动标志性人物安德鲁·杨(Andrew Young)对CNN表示，如果最高法院再次削弱《投票权法》，他们将“下地狱”（下图）。

曾与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牧师一起，顶着殴打和催泪瓦斯，为争取平等投票权而游行的杨说，当年自己和同伴们之所以坚持下来，是因为他们的信念：“我们愿意为美利坚合众国生，也愿意为之死——不是为了它现在的样子，而是为了我们知道它未来能成为的样子。”

杨预测，最高法院的裁决最终将适得其反，并会动员黑人选民及其他群体。他说：“审判日即将到来……那个审判日就是选举日。我相信，越是有人试图将我们推回，我们就越会加速前进。”

川普第二次入主白宫后不知有多少次让人悲观且难以看见希望的时刻。但是，当初黑人面对的困境，比我们今天的情况难百倍千倍。他们凭着坚定的信念，走出了一条通往光明的路。

我们今天的确有太多让人心灰意冷的理由，但也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的事情，给我们希望——

DC的大陪审团，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起诉向ICE扔三明治的抗议人员；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居民，联合起来，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帮助本市的无证移民，坚持长达数月，直到ICE从该市撤出......

川普的倒行逆施让更多的美国人反过来更支持进步立场的政策，最新民调数字让人看见显著的进步趋势：根据PRRI最新发布的调查报告，61%美国人认为在大多数或所有情况下堕胎都应合法，而认为堕胎在所有情况下都应非法的美国人已降至8%；去年6月的KFF民调显示：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这一比例创历史新高——对《平价医疗法案》持积极态度；去年，针对低收入成人和儿童的医疗补助计划的总体支持率已达83%，其中包括在共和党人(74%)中也占多数；盖洛普去年发现，对移民的支持率创下历史新高(79%)，与此同时，民调机构发现“支持允许无证移民成为美国公民的比例已从去年的70%上升至78%......

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正在诞生的事物》一文中报告的很多信息令人鼓舞。他说，“一种新的进步主义正在诞生。”而草根选民正引领着这一潮流，他们正推动着遏制企业权力的新愿景；正设法对超级富豪征税；正在探索解决无家可归问题的新途；正推动制定更严格的新环境法规并推广可再生能源；今年已有22个州上调了最低工资，使提高最低工资的管辖区总数达到近90个，其中18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现已规定每小时15美元或更高......

赖克还说，国会中新一代的年轻进步派获得草根的普遍支持，同时，草根选民正在激励出更多新一代进步派新星加入政治选举，包括明尼阿波利斯的奥马尔·法泰(Omar Fateh)、田纳西州的阿夫廷·贝恩(Aftyn Behn)、威斯康星州的弗朗西斯卡·洪(Francesca Hong)、伊利诺伊州的凯特·阿布加扎莱(Kat Abughazaleh)、得克萨斯州的詹姆斯·塔拉里科(James Talarico)、旧金山的萨伊卡特·查克拉巴蒂(Saikat Chakrabarti)、缅因州的格雷厄姆·普拉特纳(Graham Platner)、田纳西州的贾斯汀·皮尔森(Justin Pearson)、密歇根州的阿卜杜勒·埃尔-赛义德(Abdul El-Sayed)、佛罗里达州的以利亚·曼利(Elijah Manley)，以及许多其他人。

赖克最后说：“在我涉足美国政坛的六十年间，从未见过如今这般涌现的进步派人才与活力。”虽然这是个可怕的时代，但“在川普及其可鄙政权制造的焦土与废墟之中，一个崭新的美国正在诞生。正是我们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正是我们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我一直认为我们这一代华人是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一系列平权法案的最大受惠者。没有那些平权法案，没有学校和社会的宽容环境，就不可能大量接受亚裔留学生，更不要说允许我们在这里扎根，步入高中产行列了。

现在，是我们拾起接力棒，为捍卫黑人争取来的民权不被重新剥夺而再次出发的时候了。

这也是我们对社会应有的回报。我们责无旁贷。期待我们有一天能够自豪地对我们的后代说：正是我们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参考资料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ram_R._Revels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6/04/30/us/politics/voting-rights-act-black-population-congress.html

https://www.brennancenter.org/our-work/court-cases/shelby-county-v-holde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os_Angeles_Chinese_massacre_of_1871

https://mindsitenews.org/2026/04/27/eating-bitterness-%E5%90%83%E8%8B%A6-civil-rights-advocate-annette-wong-on-how-ice-policies-harm-people-of-chinese-descent/

https://www.cnn.com/2026/04/30/us/andrew-young-voting-rights-supreme-court

https://www.nytimes.com/2026/05/01/opinion/supreme-court-voting-race.html

Robert Reich

Sunday thought: What is Being Born

Friends…

Read more

2 months ago · 3734 likes · 438 comments · Robert Reich

The Contrarian

Trump Made Progressivism Great Again

Donald Trump and his MAGA lackeys have done a bang-up job making progressive positions and policies more popular than ever. It’s human nature to take well-entrenched conditions for granted (e.g.,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s commitment to justice, access to cutting-edge medical research, an available supply of dependable farm and construction workers, pr…

Read more

2 months ago · 1131 likes · 147 comments · Jennifer Rubin

前天（4月29日），高院对“路易斯安那州诉卡莱斯案”(Louisiana v. Callais)做出了历史性倒退的裁决，路易斯安那州必须重新划分国会选区，这实际上使《投票权法》这项重要的民权法案名存实亡。

在以党派划分的6比3裁决中，高院使《投票权法》第2条失效——该条款禁止基于种族的歧视性投票做法，这是1965年民权法中最后一条旨在防止投票中种族歧视的有力条款。长期以来，第2条一直被专门用于确保少数族裔选民在选区重划中获得公平对待。

保守派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在多数意见书中写道：“允许种族因素在政府决策中发挥任何作用，均偏离了几乎适用于所有其他情境的宪法原则，因此，仅仅为了遵守第2条规定，并不能为该州在此处采取基于种族的选区重划做法提供正当理由。该州为满足中区法院裁决所做的努力，尽管可以理解，但仍构成违宪的种族选区划分。”“简而言之，第2条仅在证据足以强烈推断出该州出于种族原因，故意划分选区以削弱少数族裔选民的投票机会时，才规定其承担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两年前，大法官们曾审理过一起关于阿拉巴马州国会选区划分的类似纠纷，当时他们援引了《投票权法》，但并未认定该法违宪。在那起名为“艾伦诉米利根案”(Allen v. Milligan)的案件中，最高法院裁定该州共和党超级多数派非法稀释了黑人选民的投票权，违反了《投票权法》。两年后这些大法官就改主意了？逻辑上说不通。

大法官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在异议意见中指出，法院如今已完成了对《投票权法》的“推翻”。周三的裁决是系列裁决中最新的一环，这些裁决逐步瓦解了该法案，其中包括2013年“谢尔比县诉霍尔德案”(Shelby County v. Holder)的一项重大裁决，该裁决废除了法案中另一项重要条款——该条款曾要求有歧视历史的地区在选区变更生效前必须获得联邦政府的预先批准。

卡根写道：“根据法院对第2条的新解读，各州可以不受法律制裁地系统性地稀释少数族裔公民的投票权，多数意见声称只是在‘更新’我们的第2条法律，仿佛只需进行一些技术性调整。事实上，这些‘更新’彻底掏空了该法律。”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和凯坦吉·布朗·杰克逊(Ketanji Brown Jackson)两位大法官也加入了这个少数意见。

少数意见还说：“今天的裁决使第2条几乎死亡。本案裁决涉及路易斯安那州第6选区。但同样涉及路易斯安那州第2选区。更涉及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赋予少数族裔公民——尤其是非裔美国人——实质性政治话语权的众多其他选区，特别是南方各州。从今天起，这些选区仅能勉强维持，且恐怕时日无多。”

《投票权法》第二条是怎么回事？

首先，大背景非常重要。1965年的《投票权法》是针对少数族裔（黑人）长期被歧视而制定的“纠正”歧视的法案。

《投票权法》是美国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民权立法之一， 堪称美国历史上最有效的民权立法。这个由黑人活动家倡导、并由来自实行种族隔离州的白人总统林登·B·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签署的法案，标志着在这个深受奴隶制创伤的国家，为争取投票权而奋斗的人们数十年的抗争活动达到了顶峰。

《投票权法》第2条禁止各州及地方当局制定任何有歧视倾向的规则。

因为历史上少数族裔的选票一直被稀释，无法产生自己的代表，所以该法案允许少数族裔可以有自己符合人口比例的代表。这就体现在这次高院裁决涉及的该法案的第二条，即少数族裔在选区划分时是否被歧视了。

是的，根据法律，要证明被歧视必须通过三步测试。以往，评估一个州是否违反了《投票权法》第2条，通常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某个少数族裔群体的人数是否足够多且分布是否足够集中，以形成一个单一议员选区，从而使其有公平的机会选出自己支持的候选人？

路易斯安那州共有六个议员席位。那么，在路易斯安那州占总人口三分之一的黑人，根据《投票权法》，产生两个黑人代表天经地义。这就是《投票权法》第2条的意义所在，否则还要这个条款干什么！

这次高院裁决，不敢直接推翻《投票权法》第2条，而是通过障眼法达成了这一目的。多数意见说，原告只有在随机计算机模型能给他们提供这种机会时，才算可以合法获得该机会。

这个判决有两个重大问题。

第一，该判决完全违背了《投票权法》第2条的历史初衷。第2条仅在证据能强烈推断出某州出于种族原因故意划分选区，从而剥夺少数族裔选民机会时，才追究其责任，而不是反过来的。多数意见的所谓随机计算机模型是在无中生有地制造一个完全不相关的条件。

第二，国会1982年对该条款进行修订，正是为了回应此前最高法院对“莫比尔市诉博尔登案”(City of Mobile v. Bolden)的裁决，该裁决要求原告必须证明存在歧视意图。国会的回应是：如果重新划分选区方案导致选票稀释——即产生了这种效果——原告便已证明其案子成立。

判决当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选举法学者理查德·哈森(Richard Hasen)在一篇博客文章中也特别指出，阿利托关于第二条的声明“不仅与法律条文不符，也与《投票权法》第2条的历史沿革相悖。”他说，国会1982年修订《投票权法》就是明确指出在第2条诉讼中胜诉无需证明存在蓄意歧视。

如今，阿利托声称最高法院必须推翻1982年的这项法律，以避免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和第十五修正案发生冲突。可是，当初批准这些修正案的议员们正是通过考虑种族因素的立法来保护少数族裔的。所有人都明白，这是为了扭转美国那段可怕的奴隶制历史——其影响至今仍未消散。

如果有担忧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和第十五修正案发生冲突，那就直接判《投票权法》违宪好了。可是，他们不敢！所以才通过对第2条选区重划测试所需满足的三项标准进行重大修改使得第2条形同虚设。新标准要求原告证明存在蓄意的种族歧视——这是一项极其沉重的举证责任，这也是为什么说该判决使得这一条款名存实亡了。

《投票权法》2013年第一次遭受重击

《投票权法》自通过时起，就一直受到白人保守派势力的挑战。

2013年美国最高法院对谢尔比县诉霍尔德案的判决，废除了《投票权法》的关键内容，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投票权法》第5条要求曾有过歧视性质投票法律的州，在对州选举法做任何修正之前，其修改内容必须经联邦审核，也称为“预先批准”。第4(b)条则列出这些曾经有歧视行为的州（主要就是那些南方州）。法律明确规定，这些州受到第5条的限制。这两个条款的结合被认为是该法案最重要的执行机制。

2013年高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称“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以这样的条款已不合时宜且违宪为由废除了第4(b)条。他在意见书中写道：“无可否认，当初为这些措施提供正当理由的条件，已不再适用于受管辖地区的投票情况。”如此，即便第5条依然存在，没有了第4(b)条，该裁决实质终结了“预先批准”的司法程序。

对这一案子的判决，大法官露丝·贝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用了一个非常出名的比喻反驳：你因为打着伞才没淋湿。然后你说，我没有淋湿，所有我可以把伞扔了？！

金斯伯格的反驳对前天的路易斯安那州诉卡莱斯案也同样适用，因为阿利托也是用了类似的理由，说南方地区已发生了“巨大社会变革”——包括少数族裔选民登记人数和投票率的上升——表明此类考量已不再必要。

有没有注意到，2013年的谢尔比县诉霍尔德案和前天的路易斯安那州诉卡莱斯案，大法官们用了同样的伎俩：并不直接废除法案，但通过技术处理，使得法案实际上失去效用？他们不敢公然否定民权法案，就以这种卑劣的手段达到同样的目的。

罗伯茨说“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真的吗？就在谢尔比县诉霍尔德案判案的当日下午，得克萨斯州官员就宣布将实施全美最严苛的选民身份证法——要求提供一种当地60万拉丁裔选民所缺乏的身份证明，而该法案此前在预先批准程序中被阻止。从那时开始，原先被法院判定为歧视性法案而不得出台的内容，都冠冕堂皇地成为州投票法的一部分，为各州制定限制性投票法敞开大门，使有色人种群体投票权面临更大阻碍。不言而喻，所有这些在谢尔比县诉霍尔德案判决之前都不可能被批准。

仅是得州要求在缺席选票上添加身份证号码的规定，就导致选票被拒率从1%飙升至12%。

据布伦南中心(Brennan Center)统计，在2024年大选前夕，受川普毫无根据的“邮寄选票天生存在欺诈”论调煽动，全美22个州新增了“38项缺席投票限制措施。这些在2020年尚不存在的规定，极可能对有色人种选民造成最严重影响，或已造成不成比例的冲击”。

布伦南中心称高院这一判决是毁灭性的，因为第五条规定的预先批准要求，正是该法案中最具创新性和影响力的条款。

《投票权法》2021年第二次遭受重击

2021年7月1日，美国最高法院在布尔诺维奇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案的判决中，通过重新诠释适用于1965年《投票权法案》第2条诉讼的法律，增加了在法庭上挑战歧视性投票法的难度。

该案涉及对亚利桑那州两项政策的挑战，指控其具有种族歧视性质。第一项规定要求将选区外选票全部作废，即使其中包含总统、州长或其他可在该州任何地方投票的选举（“选区外政策”）。第二项是刑事法规，禁止除选民家属或护理人员以外的任何人代他人提交提前投票选票（“选票代收禁令”）。

这个判决的影响不在于具体案情，而在于高院通过判决重新定义了《投票权法》第2条。

《投票权法》第2条禁止各州及地方当局制定任何“投票资格或先决条件，或标准、惯例或程序……若其实施方式导致因种族或肤色而剥夺或限制任何美国公民的投票权[.]”。第九巡回上诉法院裁定，这两项政策均违反了第2条，因为它们导致了对美洲原住民、拉丁裔和黑人选民的歧视。法院还裁定，亚利桑那州立法机构通过“代领选票禁令”时怀有歧视性意图，此举既违反了《投票权法》，也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五修正案。

但最高法院推翻了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在此过程中，最高法院重写了适用于第2条诉讼的法律，着重考量了此类案件中前所未见的因素，例如该州当前提供的投票机会是否多于1982年《投票权法案》第2条上次修订时大多数州的水平。这意味着投票权倡导者今后将更难对歧视性投票法提出挑战。

因为高院2013年在“谢尔比县诉霍尔德案”中实质性废除了《投票权法》第5条，此后第2条便具有了新的重要性。曾经，“预先批准”这一步将很多歧视性法律阻止在摇篮阶段。没有了第5条的保护，就只能靠打官司证明有歧视了。现在高院将证明歧视的门槛大大提高，以至于几乎无胜诉可能，等于又断了事后起诉这一条路。

保守派在下一盘大棋

2013年，谢尔比县诉霍尔德案通过的当天，得州就宣布将实施全美最严苛的选民身份证法。

昨天路易斯安那州诉卡莱斯案的判决出来后几小时，佛罗里达州就批准了一份可能为共和党增加四个席位的国会选区划分图（上图）。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数月前便预见到这一判决结果，并以此作为重新划分该州选区的主要依据。其他州也计划跟进。

这一判决对2026年的选举影响有多大还不好说，但如果国会不出面阻止的话，2028年的选举将受到巨大影响，很可能将永久锁定选举结果。

几十年来，共和党在下一盘大棋，其中策略上最成功的是2010年的一个“红图”项目。这盘棋将州政府的权力与最高法院的右转有机地结合起来，造成了我们今天的局面。

下一篇文我将以“红图”项目为引线，说说保守派这一盘大棋是怎样有机地组合起来的。

参考资料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6/apr/29/supreme-court-louisiana-congressional-map-case-ruling

https://www.brennancenter.org/our-work/research-reports/effects-shelby-county-v-holder-voting-rights-act

Robert Reich

The Supreme Court Republicans Make America Safe for White Republicans

Friends…

Read more

2 months ago · 2207 likes · 249 comments · Robert Reich

https://www.brennancenter.org/our-work/court-cases/brnovich-v-democratic-national-committee

海报文字：救救美国，免遭《拯救美国法案》之害。最下面一行字为：停止选民压制！

《纽约时报》上周的一篇报道，让我这个自以为对共和党各种选举压制手段比较熟悉的人也被震惊到了。说的是在一些共和党执政的州，立法者在不断提高公投议案获得通过的门槛，使得通过这个渠道推进倡议变得更困难。

因为不少共和党执政的州搞一党独大，不尊重选民的意愿，选民不得不以公投的方式推动州议会拒绝通过的政策。在过去的十年间，越来越多州的选民通过公投途径保护堕胎权、扩大医疗补助计划、通过带薪病假法案及提高最低工资等。

而这，导致了那些州共和党的不满。他们开始以各种手段限制选民公投成功的可能性。走在最前面的是佛罗里达州莫属。当很多州还处在制定议案的阶段，佛罗里达州已经通过了这类立法，且“初见成效”。

这篇报道刊登在《纽约时报》4月10日的头版，报纸标题为《共和党人与公民的投票之战》

佛州公投面临高费用、高门槛还有罚款甚至刑罚

佛州原本就设有全美最高的公民提案通过门槛。去年，该州又设置了新的障碍。无论是新法律还是旧法律，综合起来说，几个比较重要的不合理因素为：

• 一项州全民公投的提案，必须获得60%的支持率才算通过。

• 请愿书必须在公投那一年的2月1日前提交。

• 巨额签名验证经济成本。

• 对签名征集者的各种限制、罚款和刑罚。

我们一项项来看其不合理性。

1）60%的支持率

一般对民主的最粗糙理解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立法的原则往往也是一样：过半数通过就行。（美国参议院的60票是特殊历史情况下的特殊规则，现在都未必适用了。）要求获得投票选民60%的支持率才算该公投通过，怎么说都不合理。目前这是全国最高的门槛。

其实更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选民必须通过公投来推某些政策而不是通过立法机构解决问题？答案很简单：选出来的议员不代表普遍民意。原因也很简单：不公平的选区划分，使得某些政治倾向的选民声音得不到表达。在佛州，就是右翼声音被严重放大，左翼声音被大量压制。

公民团体(Citizens groups)指出，在那些因选区划分不公而难以将现任官员选下去的州，公民倡议往往是他们唯一的补救途径。这也是为什么佛州要将公投有效的门槛设为60%。共和党立法者要把这唯一余下的让民意发声的渠道也堵死，要保证一个让他们一党独大的环境，造成民意越来越难以被表达的恶性循环。

2）请愿书必须在公投那一年的2月1日前提交

要知道这个日子多么不合理，比较一下佛州与初选有关的候选人注册日期（见下面两个截屏）就知道了——今年佛州候选人注册的最后期限是4月24日，初选是8月18日，两者相隔不到4个月。

而公投请愿书2月1日的注册期限与选举日11月3日相距9个月。

为什么政治候选人只需要在投票前不到4个月提交申请，而公投请愿书却必须提前9个月？

要将公民提案列入选票，提案方必须收集相当于上次总统选举总投票数8%的签名。而州长或联邦参议员等政治选举，虽然也是全州范围的，却只需要征集相当于上次总统选举总投票数1%的签名。难道不应该给予公投请愿更多时间收集签名吗？

收集的选民签名要经过郡选举办公室核证，需要一个月时间。只有确认有足够合格签名了，申请才可能有效。所以，说是必须2月1日前提交，其实是必须1月1日前提交。如此早的最后期限，等于是剥夺了申请方做准备的宝贵时间。

3）巨额签名验证成本

首先，佛州是全美唯一对每个签名验证收取费用的州。这就是给选民行使民主权利设门槛。第二，佛州去年允许各郡提高这个费用，使平均每份签名的验证费从70美分涨至3.50美元。棕榈滩郡对每个签名的验证费高达4.89美元。

以目前佛州的情况，收集相当于上次总统选举总投票数8%的签名，需要约88万名选民的签名。由于许多签名常被判定无效——可能是字迹潦草，或签署者在表格要求填写“郡”(county)信息的栏位中写下了“国家”(country)的信息——因此竞选团队通常会收集超过最低要求的签名数，一般约为130万份。新收费标准的实施意味着竞选活动甚至在提案进入选票之前，就需支付约450万美元。这等于是对公民的政策选择权设置了经济门槛，而且门槛很高。

4）对签名征集者的各种限制、罚款和刑罚

佛州新法律还要求州政府对有效签名率低于75%的任何竞选活动展开调查。竞选团队必须将收集到的签名在10天内全部提交——即使选民签名写的是“米老鼠”——否则将面临刑事指控。任何“逾期”请愿书处以每份每天50美元的罚款。若请愿书被送错了郡（即使这是选民在表格上填写的郡），将处以500美元的高额罚款。若请愿书征集人不符合资格或未注册，将对发起组织处以每人5万美元的罚款。

任何拿薪的收集签名工作人员，或者任何收集25个或更多签名的人，不管是义工还是有报酬的，都必须完成培训以获得州政府颁发的注册号，否则将面临重罪指控。新法律还包括完全禁止某些人参与收集请愿书，如非本州居民、非美国公民，以及尚未恢复公民权利的出狱人员。此外，该法扩大了“敲诈勒索”的定义——任何一名征集人员犯错或被指控犯有法律广义上所称的“违规或欺诈”行为，整个竞选活动都可能面临刑事共谋指控。

笔者曾在2020年为竞选总统的杨安泽(Andrew Yang)收集过选民签名。我们是几个人一起在周末去一个很热闹的购物中心入口。并没有特别的培训，只是根据选举办公室的要求阅读了相关手册，了解相关法律常识和规则，有可能还在什么表格上签字了。我们每人大概一个下午可以收集200左右签名。这种事情要每个周末去做，慢慢积累，最后才汇总起来去核对签名。如果像佛州新法律规定的，必须在签名后10天内把材料交到郡选举办公室核对，就不得不频繁重复送材料这件事，非常不经济。凡是收集超过25个签名的都要参加培训的要求也极其荒唐。

另外，新法律要求选民在签署请愿书时提供其社会保障号码的后四位、佛罗里达州驾驶证号码或佛罗里达州身份证号码。毫无疑问，这类透露个人信息的要求会使不少本来愿意签名的选民却步。而威慑志愿者和潜在的签名人，不就是佛州推动此法律的共和党人所要的效果吗？

“这简直是凌迟，”佛罗里达州医疗保健决策组织(Florida Decides Healthcare)执行主任米奇·艾默生(Mitch Emerson)表示。该组织在州议会于去年5月通过该法案时，正为一项旨在扩大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的公民倡议收集签名。该组织已提起诉讼以阻止该法案生效，目前正在等待法官的裁决。

问题是，所有这些，包括巨额签名验证成本，对签名征集者的各种限制和刑法惩罚等，都只是特别针对公民提案。任何候选人都不受这些限制。事实上，如果去查佛州选票上所列事项的签名要求，公民议案与政治候选人的要求是分开的两个链接。候选人的链接有如下内容，特别强调非本州居民也可以参与收集签名：

《佛罗里达州法典》(Florida Statutes)中没有任何条款禁止候选人向请愿书征集人支付报酬，以收集该候选人的请愿书签名。对请愿书征集人没有居住地要求。

而公民议案链接给出的就是本文所提到的内容，充斥了种种法律限制和惩罚。就是说，在候选人那里允许的操作，到了公民议案那里，就是违法行为了。这里面可有半点逻辑或合理性？！

正如佛州共和党人期待的，自去年5月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签署这一系列新要求、费用及刑事处罚的法案后，今年由公民提出的全部22项倡议均未能获得列入选票的资格。

佛州恢复投票权法案的长期博弈

佛州对选民意愿的压制还体现在公民议案获得通过之后。第4号宪法修正案就是个很好的例证。

曾经，佛州宪法规定，凡被判定犯有任何重罪的公民均永久丧失选举权，除非特赦委员会恢复其投票权（这种情况极为罕见）。

2000年，布伦南中心(Bren­nan Center)及其共同代理律师代表超过60万名公民提起诉讼——约翰逊诉布什案(Johnson v. Bush)——依据《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和第十五修正案以及《1965年投票权法案》，对佛罗里达州永久剥夺选举权的宪法条款提出挑战。自此，开始了一场是否恢复投票权的拉锯战。

虽然起诉方输了约翰逊诉布什案，2007年4月，时任州长查理·克里斯特(Charlie Crist)颁布行政特赦规则，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因特定重罪定罪而服刑期满者将自动恢复权利。但在2011年3月，时任州长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又废除了克里斯特州长的改革措施，并为寻求恢复投票权的人设置了更多障碍。

根据布伦南中心的数据，2010年至2016年间，被剥夺选举权的佛州居民人数增加了近15万人，估计总数达到168.6万人。2016年，佛州五分之一的适龄黑人选民被剥夺了选举权。

在多种努力都失败后，布伦南中心联合佛罗里达权利恢复联盟(FRRC)及其他组织起草了第4号修正案，并推动将其纳入2018年选票。（此后，FRRC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该修正案旨在自动恢复绝大多数曾有犯罪记录且已服完刑期的佛罗里达州居民的投票权（谋杀或重罪性犯罪罪犯不包括在内）。

2018年11月，近65%的佛罗里达州选民投票支持第4号修正案。

但是，2019年6月，州长罗恩·德桑蒂斯签署成为法律的参议院第7066号法案却使第4号修正案变了味，该法案规定，只有已偿还法院因重罪定罪而判处的特定法律财务义务(LFOs)的人才能恢复公民投票权。

2019年6月，布伦南中心及其他公民权利和投票权组织提起诉讼，对该法律提出挑战。初审法院认定佛州的“付费投票制度”违宪，部分原因在于该州未能可靠且一致地追踪法律财务义务数据，导致无法确定申请人的投票资格。然而，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全体法官会议推翻并撤销了下级法院的裁决。

现在，这场博弈还在继续。虽然理论上佛州因特定重罪定罪而服刑期满者将获得恢复投票权，但很多技术细节上依然存在障碍。

至今，佛州因重罪定罪而无法投票的美国公民人数依然居全美各州之首——超过96万佛州居民（下图是2024年的数据）。其中绝大多数人——近73万佛罗里达州公民——虽然已服完刑期，但尚未全额缴纳法庭罚款、费用、诉讼费或赔偿金（下图中占比76%的最大的那一块）。他们被剥夺了投票权，仅仅是因为法律规定的财务义务成为了恢复投票权的障碍——这是一种“贫困惩罚”。

这是又一个压制选民意愿的例子：哪怕选民以公投的方式做了政策选择，州立法者还是想方设法设置障碍，使得公投通过的法律难以真正执行。

多州效仿佛州阻扰公投

根据时报报道，在北达科他州、犹他州和南达科他州，各州议会正推动将11月公投议案纳入选票，拟将批准公民修正案的门槛从简单多数提高至60%。

在密苏里州，州议会将一项门槛更高的提案列入选票：针对州宪法的公民发起修正案必须在该州八个联邦众议院选区中每个选区都获胜。一项在全州范围内获得95%选票支持的公民提案，若在单个选区失败，仍可能被否决。

这不是政治绑架吗！

就如佛州在恢复投票权法案上耍花样一样，即便公民提案已获通过，各州立法机构仍抵制选民的意愿。在密苏里州58%的选民批准了一项设立带薪病假的法律后，该州立法机构却通过了自己的法律予以废除。在内布拉斯加州，立法机构削弱了一项获得75%选民支持的类似提案。

密苏里州议会还将在11月的选票上加入一项提案，要求选民推翻他们2024年通过的确立堕胎权的公民倡议；南达科他州议员则试图让选民推翻此前通过的、旨在扩大医疗补助计划的公民倡议。

全美有24个州赋予公民发起公民倡议的宪法权利。支持进步派倡议的“公平项目”(Fairness Project)表示正在追踪76项潜在限制措施，其中包括亚利桑那州和俄克拉荷马州要求以60%绝对多数通过公民倡议的提案。

据“公平项目”统计，去年这些州的立法机构共通过了51项限制公民公投提案的法案。2018年至2023年间，这些州平均每年通过34项限制性法案。

公民团体也在反击。在阿肯色州，已经有团体提起诉讼以阻止七项与佛罗里达州类似的法律，并正试图为一项措施收集签名，该措施旨在禁止立法机构在公民倡议案通过后对其进行修改。公民需要提议这样的法案，这件事情本身就充满了讽刺。

“公平项目“执行主任凯莉·霍尔(Kelly Hall)表示：“选民不得不付出非凡努力，收集数十万个签名来填补立法者未予解决的空白，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那些立法者的控诉，他们应该感到羞愧。”

致力于支持各州团体推动公民倡议的选票倡议战略中心(Ballot Initiative Strategy Center)执行主任克里斯·梅洛迪·菲尔兹·菲格雷多(Chris Melody Fields Figueredo)这样评价那些州立法者：“他们无法通过公平竞争取胜，于是就开始改写游戏规则。他们虽未直接废除民主，却打造出一套极其繁琐、成本高昂、难以操作的制度，实际上架空了民意，让公众推动变革的能力名存实亡。”

结语

2018年佛州公投恢复投票权议案时，我正好关注了。根据当时的报道，佛州有10%的公民因为曾有犯罪记录被终身剥夺了投票权。我被10%这个数字惊到了。当时我还想，佛州可不是蓝州，这样明显自由派倾向的选民议案，为什么媒体、舆论似乎对该议案的通过相当乐观？

结果是，议案真的通过了，获得了65%选民的支持。我也关注了后续报道，知道了佛州议会和州长以各种方式和理由继续剥夺那个公民群体的投票权。我当时心里说了一句：这个结果怎么让我感觉佛州那些议员甚至州长不是选民选出来的？

我不曾关注的是，在那么多保守州，选民居然以公投的方式通过了保护堕胎权、扩大医疗补助计划、法定带薪病假及提高最低工资等议案。我更没有了解到，那些州的立法者居然会制定法律给公投这种最典型的民主形式设置障碍。所以时报最近的这篇报道也是让我开了眼。

我不禁联想到我之前写过一篇《如果有人说川普2024年输了选举，你信吗？》，在那篇文章中我介绍了美国作家和自由撰稿人格雷戈里·帕拉斯特(Gregory Palast)关于美国选举的的一个报告——我称之为“帕拉斯特报告”——说美国不少州的选民压制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报告进一步得出一个颇令人震惊的结论：如果所有合法选民都能投票，所有合法选票都被统计，2024年川普本应在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佐治亚州落败。而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将以286张选举人票赢得总统职位。

我在那篇文里写道：

在正式介绍“帕拉斯特报告”内容之前，我想特别对读者说一句：你不一定要接受“帕拉斯特报告”的结论，但“帕拉斯特报告”的内容，值得每一个公民关注。

关注这些问题的人越多，才会有更多的学者去做同样的调查研究，才会有更多的资源投入这个项目。那时候就很容易知道帕拉斯特的结论到底对不对了。在那个时候到来之前，让我们抱着兼听则明的态度来了解一下这个报告。

今天我要说，本文所介绍的，其实是间接反映了“帕拉斯特报告”的内容：美国现在的选举结果并没有真正代表选民的真实意愿。

我还是那句话：你不一定要接受“帕拉斯特报告”的结论（我也未必接受），但“帕拉斯特报告”的内容，值得每一个公民关注，就好像本文所涉及的内容——公民的真实意愿正在被压制这一事实本身——值得每一个公民关注。

这关系到，我们的民主还剩多少！

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6/04/08/us/politics/republicans-citizen-initiatives.html

https://www.brennancenter.org/our-work/research-reports/voting-rights-restoration-efforts-florida

https://ballotpedia.org/Ballot_access_requirements_for_political_candidates_in_Florida

https://ballotpedia.org/Signature_requirements_for_ballot_measures_in_Florida

https://www.commoncause.org/florida/articles/explainer-how-does-hb1205-impact-citizen-led-amendments-in-florida/

https://www.sentencingproject.org/fact-sheet/florida-bans-voting-rights-of-over-960000-citizen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elony_disenfranchisement_in_Florida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介绍了一个数据：选民欺诈的可能性，低到比被雷击的概率还要小。

在本篇中，我们来看一个实践了选民身份证严苛验证标准的具体例子，看看所谓的《拯救美国法案》被付诸实践后的效果和命运。

十几年前的失败

其实，川普及其党派当下正在力推的《拯救美国法案》早在十几年前就在堪萨斯州实践过了。效果如何呢？

2011年，堪萨斯州通过了《公民身份书面证明法》（Secure and Fair Elections Act, 简称为SAFE Act，本文就用《SAFE法案》），要求选民在登记时出示护照、出生证明或其他公民身份证明。

该法案与现在川普和共和党在推的《拯救美国法案》极其相似，甚至连简化后的名称也那么相近：一个是SAFE Act，一个是SAVE Act。当然，两者名义上的目的都是旨在根除非公民的投票欺诈行为。

2013年，《SAFE法案》开始生效。

《纽约时报》3月24日的报道：“投票时该不该需要证明公民身份？问问堪萨斯州就知道了。”

该法案生效后，首次注册选民的史蒂文·菲什(Steven Fish)遇上了麻烦。与近一半的美国公民一样，菲什没有护照，而且由于他出生的美国军事基地已经关闭，他不知道再去哪里重新弄一份自己的出生证明。结果他因无法提供必要文件而被阻止注册。

调查发现，该法案阻止了数万名符合资格的选民登记。同时，仅仅发现了不到三十名试图登记的非公民。

菲什决定捍卫自己的投票权。他成了挑战《SAFE法案》的原告之一。2018年，一名联邦法官以违宪为由推翻了该法。

三万多合法选民的投票权被剥夺

我们现在有这样几个数字：在《SAFE法案》生效前的13年间，堪萨斯州仅有39名非公民成功完成了选民登记；《SAFE法案》在其生效的5年间，阻止了约3.1万名原本符合资格的选民完成登记，约占所有首次尝试登记选民的12%，同时仅发现不到三十名试图登记的非公民。

曾在推翻堪萨斯州该法的诉讼中担任专家证人的罗格斯大学副教授洛林·明尼特(Lorraine Minnite)指出，即便这少数几起非公民登记的案例，也极有可能是人为或行政失误所致，而非真正意图进行选民欺诈。她说：“无论是在2011年之前还是之后，堪萨斯州几乎没有非公民投票的证据。”

这也是为什么该法案会被判违宪。但该法案造成的伤害还不止于剥夺了合格选民的投票权。

去年年底，来自三个不同组织的研究人员发布了一份报告，分析了堪萨斯州（以及亚利桑那州）要求提供公民身份证明文件的立法所带来的财政影响。这三个组织分别是竞选法律中心(Campaign Legal Center)、左翼智库Demos以及由各州进步倡导团体组成的网络“州之声”(State Voices)。

研究发现，除了将符合资格的选民排除在选民名册之外，《SAFE法案》很可能还给堪萨斯州政府造成了高达35.3万美元的额外开支。这还是没有计入郡级选举官员的额外开支——他们不得不增加人员配置以落实新规定。

就是说，查获不到三十名试图登记的非公民的代价是：约3.1万名合格选民无法登记（当然也无法投票），以及至少35.3万美元的额外开支。

堪萨斯州《SAFE法案》的负面影响是正面影响（如果真有的话）的很多个数量级，完全没有可比性。这已经不是性价比的问题了，而是到底在阻碍选举还是保护公平选举。

我同意保证选举的公平、合法、合理比什么都重要。但现在的情况是，原本没什么问题，《SAFE法案》却制造了大问题——3万多人被剥夺了投票权！

剥夺3万多合法选民的投票权，这才更像是选举舞弊吧。

从《SAFE法案》看《拯救美国法案》

因为《SAFE法案》与《拯救美国法案》太像了，而且后者更严苛，我们不难从前者大致推导出后者的实施效果。

竞选法律中心投票权与法治事务副总裁丹妮尔·朗(Danielle Lang)表示，若在全国范围内执行类似《SAFE法案》的规定，成本将高出几个数量级。她指出，这些成本将由数千个地方选举办公室分别承担，因为每个办公室都有各自的选民登记系统，且执行新限制措施的能力也各不相同。她说：“我们可以预见，《拯救美国法案》的成本将高得多，这既是因为其规模覆盖全国，也是因为它比堪萨斯州的法律更为严格。”

《拯救美国法案》要求各州在法案生效后数日内就遵守新规定，却没有为此提供任何额外资金。许多地方选举办公室目前尚不具备核实公民身份的条件。

无党派非营利组织“选举创新与研究中心”(Center for Election Innovation and Research)执行主任大卫·贝克尔(David Becker)表示，新规定将给资金匮乏的地方选举办公室带来沉重负担：“这简直就像是该法案的起草者们在向我们的选举程序引进混乱。”

罗格斯大学副教授明尼特也表示，与堪萨斯州的法律相比，《拯救美国法案》“在剥夺美国公民投票权方面，其影响似乎会严重得多。”

一个邪恶条款

最近几年，几个南方州在推行意在压制选民投票的选举法案时，不少都新增了惩罚选举工作人员的内容。《拯救美国法案》也不例外——选举工作人员若未能妥善核实申请人的投票资格，可能会面临刑事处罚。

试想，如果你错误地限制了合格选民的投票资格不会收到惩罚，而不小心出了差错，允许不合条件的人登记了，将面临刑事处罚，你做事情时会往那个方向偏？

这种法律条款的用意是很明显的，就是鼓励宁可错抓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其本质就是自带的邪恶性质——故意混淆蓄意犯罪与工作差错的区别。

是人就会犯错误，要保证工作上100%不出错是不可能的，就好像水平多高，思想多么集中的司机，也会有出事故的时候。

这种邪恶条款就相当于发生交通事故后不再有酒驾和非酒驾的区别，而是一切责任都依照酒驾处理。

如果你认为对普通车祸与酒驾车祸不予区分不合理的话，那么对不小心造成的工作差错与有意为之不加区别，就同样不合理。

具体落实到人身上，这种法律其实是在考验人性，看相关的工作人员是否为了自身安全，宁可拒绝一千人的登记，以避免自己可能在一个选民身上犯错误。法律是不应该考验人性的！

笔者在投票站工作了十多年。作为选举工作者中的一员，深知这类法律是对健康选举环境的破坏。

他们心怀鬼胎

起诉《SAFE法案》的菲什在谈到联邦的《拯救美国法案》时说：“看到这些数字，看到这么低的成功率，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认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一做法是个好主意。”

这个问题问得好！

堪萨斯州州务卿斯科特·施瓦布(Scott Schwab)曾作为州众议员支持《SAFE法案》。但他在2024年告诉美联社，联邦政府应避免复制该法案：“堪萨斯州10年前就这么做了，效果并不好。”只是，时间到了2026年，施瓦布的态度似乎不那么明朗了，至少他不愿意公开反对了，因为其办公室未就《拯救美国法案》的置评请求作出回应。

堪萨斯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罗杰·马歇尔(Roger Marshall)在接受《托皮卡首都日报》(The Topeka Capital-Journal)采访被问及堪萨斯州的这一尝试时表示，要求公民提供出生证明或护照才能投票仍是合理的：“我认为，确保选举安全可靠的益处远大于这种潜在的担忧。”

堪萨斯州另一位共和党参议员杰里·莫兰(Jerry Moran)也表态支持《拯救美国法案》。

对《拯救美国法案》最持积极态度的人员之一是堪萨斯州总检察长，共和党人克里斯·科巴赫(Kris Kobach)。他在担任州务卿期间就曾大力推动《SAFE法案》，后来还在川普第一届政府期间领导了一个选民欺诈委员会(Voter Fraud Commission)，担任委员会副主席兼日常事务负责人。

这是一个川普以总统行政令成立的委员会，为了调查川普称2016年大选中有三百万至五百万非法投票者的虚假指控。只是这个动用了国家机器最高权力的委员会，非但未发现任何选民欺诈证据，还招来了包括共和党人在内的众多选举官员的强烈反对。委员会成立不到8个月，川普不得不以一个行政令将其解散（详见《又一次，川普的选举舞弊言论被共和党调查结果打脸》）。

但就是这样，科巴赫还在继续呼吁国会采取全国性打击非公民投票的行动，包括支持《拯救美国法案》。

我曾在《常识和数据后的真相：美国人被雷击的概率，都比投票欺诈要高》一文中提供了量化数据：一边是选民欺诈发生率仅为全体选民的0.0003%至0.0025%之间的现状，另一边是选民身份证法案会造成2%的选民被剥夺投票权（会影响到几百万选民）。就是说，选民欺诈根本就是个伪命题，选民身份证法案是一个不解决问题反而添乱的东西，堪萨斯州《SAFE法案》的命运也证明了这一点。

为什么平民百姓菲什都看得明白的事情，这些共和党老牌政客却看不清呢？唯一的解释是：他们心怀鬼胎——他们的真实目的是选民压制，因为一般普遍认为，缺乏身份证件的选民中，民主党选民占多数。

结语

投票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行使基本权利不应该有人为障碍。

一系列证据都指向选民欺诈少到几乎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一再提高选民注册和投票的门槛，怎么说都没道理，也是不负责任的。

说到底，这种法律的目的不是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是故意设置不合理条件。所以我们才必须坚决反对。

堪萨斯州的《SAFE法案》法案最后被判违宪说明了太多的问题。该法案的效果已被深入研究，我们需要做的是让更多人知道这类信息：《SAFE法案》在其生效的5年间，阻止了约3.1万名原本符合资格的选民完成登记，约占所有首次尝试登记选民的12%，同时仅发现不到三十名试图登记的非公民。

最后请允许我重复我以前说过的：如果推动选民身份证的一方真的有诚意，首先应该做的是，广泛提供选民身份证，保证所有选民人手一个。等做到了这一点，再考虑选民登记须出示身份证明的法律。

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6/03/24/us/politics/proof-of-citizenship-voter-registration-kansas.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6/03/17/us/politics/trump-voter-id-bill.html

川普要求共和党利用围绕国土安全部拨款的僵局作为筹码，推动选民资格法的通过。他接连对共和党议员喊话：“不要达成任何协议 ”，“除非将选民身份验证纳入其中，否则不要就任何事项达成协议”。

该法案上个月在众议院以微弱优势通过。因为民主党几乎一致的反对，在参议院几乎无望通过，但在川普的施压下，参议院不得不开始对该法案的辩论程序。川普在社交媒体上说，这件事“比我们在参议院做的任何其他事情都重要得多”。

总统如此重视与选举相关的这个法案，正在写选举系列文章的我自然也不能袖手旁观。今天就针对选民身份证这个该法案的核心内容之一，谈一谈。

选民欺诈根本就是个伪命题

该法案要求选民登记都必须是选民亲自前往当地选举办公室办理，并出示证明美国公民身份的文件，例如符合联邦法规的“增强版REAL ID”（一种标明美国公民身份的州身份证）、出生证明、护照或军人身份证。投票时，也必须出示政府签发的带照片身份证件。

严格要求选民身份证明，目的当然是所谓的防止选民欺诈。

只是，选民欺诈根本就是个伪命题。

从常识看，选民欺诈不可能普遍发生

政治问题本来就容易产生分裂，美国目前政治极度分裂的状况，更让任何对话难以进行。在此，我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从常识出发的前提。也许是奢望，但试一试无妨。

下图是读者对我已发表的选举系列文章之一的留言截屏。第一个读者（下面那个）认为选民欺诈很容易，任何人拿到一张选票都可以冒充投票（留言中将ballot错拼为bollot）；第二个读者反驳说正常人都不会这样做，给自己找麻烦。

我认为第二个读者的发言就是从常识出发。

冒充别人去投票，被抓住是会坐牢的。一张票几乎不可能改变选举结果。我想，哪怕候选人是自己亲爹亲娘，也未必有几个人会冒这样的风险去非法投票吧？更不要说有足够多的人产生这样做的意愿了。

所以常识告诉我们，选民欺诈不可能普遍发生。

从数据看，选民欺诈极为罕见

我曾在《又一次，川普的选举舞弊言论被共和党调查结果打脸》（下文简称“打脸”文）一文中反复举例，共和党几十年来一直喊选举舞弊、选举舞弊，但这几十年中，共和党一次次抓选举舞弊的大型行动/运动，最后都证明选民欺诈非常罕见。

更关键的是，布伦南中心(Brennan Center)关于此问题的开创性报告《选民欺诈的真相》(Debunking the Voter Fraud Myth)发现，大多数被报告的选民欺诈事件实际上可追溯至其他原因，例如文书错误或数据匹配不当。该报告审查了那些曾被仔细研究过选民欺诈问题的选举，发现发生率在0.0003%至0.0025%之间。鉴于选民冒名顶替欺诈的发生率如此之低，报告指出，美国人“被雷击中的概率，都比他在投票站冒充其他选民的概率要高”。

布伦南中心从三个方面做出总结：

• 研究一致认为：选民冒名顶替欺诈极少发生。

• 法院一致认为：投票站内的选民欺诈几乎不存在。

• 政府调查一致认为：选民欺诈极为罕见。

说实话，上述这些“一致认为”的具体例子多到不胜枚举，我很多年前就写过，上面提到的“打脸”文也有举例。这里，我仅从布伦南中心报告内一长串例子中摘选几个：

1）2012年的一项研究详尽调取了各州所有涉嫌选举舞弊的记录，发现总体舞弊率“微乎其微”，而选民在投票站冒名顶替的舞弊行为最为罕见：12年间仅被指控10起。同一项研究还发现，12年间仅被指控56起非公民投票案件。

2）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政治学家发表的研究追踪了两年内的选民欺诈发生率，发现那些极少数被报告的欺诈案件通常可归因于“选情胶着的败选者提出的虚假指控、恶意行为以及行政或选民失误”。

3）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进行的两项研究（一项在2012年，另一项在2016年）也同样发现冒名顶替欺诈率微不足道。该项目发现，2000年至2012年间全美仅发生10起冒名顶替欺诈案。后续研究专门针对政客们声称存在严重欺诈问题的各州展开调查，结果发现2012年至2016年间，五个州内没有一起冒名顶替欺诈案被成功起诉。

4）无党派的政府问责局(GAO)于2014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在综述现有选民欺诈研究文献后指出，各项研究一致表明“现场选民欺诈的案例极少”。

5）共和党全国律师协会201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2000至2010的十年间，21个州中，每个州针对选民欺诈或其他类型投票违规行为的定罪数量不是1就是0。

6）在佛罗里达州，针对9名涉嫌犯有缺席选票欺诈罪的个人进行的刑事调查，最终导致对所有9人的刑事指控均被撤销。

请注意，上述例子中很多情况所用数字并不代表真正有这么多有问题的案例。比如，第一个例子说“12年间仅被指控10起”和“12年间仅被指控56起非公民投票案件”，指控只是让大陪审团审理，如果大陪审团认为有犯罪的可能，才可能起诉，然后还要经过庭审，决定是否有罪。第6个例子就是说9个人被大陪审团决定起诉，但还没走到庭审，所有刑事指控就都被撤销了。参照其他数据，第1个例子中的10起或56起案件，如果让程序走下去的话，最大的可能是，最后全部无罪开释。

正如选举创新与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Election Innovation & Research, CEIR)在其2025年7月的一个报告中所指出的：“现有证据表明，一旦接受审查，此类指控的数量便会急剧下降。绝大多数非公民登记或投票的指控，似乎源于对复杂选民数据的误解、曲解或纯属捏造。”

这一结论也与布伦南中心的报告高度一致。

总而言之，真正的选民欺诈少之又少，少到可以认为就是没有。

怎样理解民调支持选民身份证

现在，支持选民身份证的人很喜欢以2024年初的一个皮尤研究中心民调作为理由，说大多数美国人(81%)支持这样的做法（下图）。如果看细分数据的话，69%的民主党人也持支持态度。

不错，的确是越来越多的人支持选民身份证——这要归功于川普和共和党对选民欺诈夸张、甚至是无中生有的宣传。但是，如果选民同时也了解到，要求有照片的身份证会使很多选民失去投票资格，他们是否还会对那个调查问卷给出同样的回答？

民主与公民参与中心（Center for Democracy and Civic Engagement，简称CDCE）认为皮尤那个民调有两个问题。一是抽样群体中缺乏身份证的人群代表不足，二是参与调查的人严重受到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即他们没有真正了解缺乏身份证群体的困难。

根据CDCE，最近一次能够全面评估选民身份证法影响的全国性代表性调查是在2006年进行的。而且，即使是那项研究，在抽样中最容易因身份证问题而失去投票权的关键群体存在抽样不足的情况。为此，CDCE与VoteRiders合作，借鉴那些在全国各地社区中直接为需要者提供身份证明的人员的经验来开展调查，以量化选民身份证明对选举的影响，让关于选民身份证影响的研究，跟上公众和政策制定者的需求。

2023年，CDCE基于美国全国选举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简称ANES）数据，发布了一组初步研究结果，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项公共调查策略，旨在更充分地纳入那些难以获取身份证件的人群。这包括投入资源将预付费手机用户包括在抽样群体中，并增加特定受访群体的抽样比例，从而能够深入了解选民身份证件的要求如何具体影响18至24岁人群、黑人、拉丁裔以及年收入低于3万美元的人群。

2024年3月，CDCE公布了进一步改进后的研究成果：

上图所示为各个社区群体中没有任何身份证件的人所占比例。这样的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为2%，细分的话，西班牙裔比例最高(4%)，接下来是AAPI（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和年龄在18-29之间的人（都是3%），黑人和民主党人都是2%。

结论是，有260万合格选民没有任何形式的政府签发带照片身份证件——在许多州，这些人目前无法投票。如果看数据细分的话，被影响到的大部分是民主党选民。

那些在民调中表示支持严格要求选民身份证（必须有照片等）的人，如果知道会有260万选民因此无法投票，他们中的大多数还会给出同样的回答吗？我非常怀疑。

一个不解决问题还添乱的法案意义何在

我们已经知道，选民欺诈几乎不存在，所以，我们并没有这样一个问题需要解决。

同时我们也知道了，执行严格的选民身份证要求，会有260万选民无法投票。

可以预见，《保护美国选民资格法》会引发很多法律纠纷。且不谈这是社会资源浪费，我只问：一个不解决任何问题，却会制造很多新问题的法案，意义何在？

我理解，那些支持严格选民身份核查的人认为，哪怕有一个不合格的人投票也是太多。可是，合格选民无法投票，难道不也是一个也太多吗？如果说投票结果应该反映真实的选民意愿，那么，多一张不该投的票与少一张该投的票是一回事。

最关键的是，我们已经有了量化数据：一边是选民欺诈发生率在全体选民的0.0003%至0.0025%之间，另一边是2%的选民被剥夺投票权，如果是出于公平，是不是更应该偏向于不对选民要求如此严格的身份核查呢？

喜欢抬杠的人也许会说，CDCE的调查可能人口抽样上过分偏向没有任何身份证件的人。那我要说，第一，我的理解，CDCE所做的调整只是保证抽样更合理，不遗漏某个角落。第二，哪怕就是抽样有偏向，也只是被影响到的选民比例数字变小一点，但怎么变也比几乎不存在的选民欺诈多太多。

如果推动选民身份证的一方真的有诚意，首先应该做的是，广泛提供选民身份证，保证所有选民人手一个。等到没有身份证的选民数字与选民欺诈的数字相接近的时候，再让法律生效。

结语

经常有人说：开车、乘飞机或购买酒精饮料都需要出示身份证件，为什么不能要求投票时出示身份证件呢？这个问话有个概念错误：开车、乘飞机或购买酒精饮料并非基本公民权利。而投票是。

既然投票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就不应有任何障碍。就这么简单。

皮尤民调说大部分选民也支持提前现场投票以及将选举日定为全国假日，为什么共和党不支持这些主张，单单挑出选民身份证这一条呢？

川普要共和党国会议员把《保护美国选民资格法》当作头等大事，与预算法案绑架在一起，才是最没有道理的。

很明显，他们的目的不是改善选举，而是选择性地压制部分选民的投票，因为被该法案影响到的大部分是民主党选民。

美国日益加重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让大多数人忍无可忍的地步。

2025年，历史上第一次，超过半数的美国人说，亿万富翁财产积累的速度和程度，已经成为民主体制的威胁。

2025年，历史上第一次，超过半数的美国人认为，应该对个人可积累的财富设定上限。

川普第一任时的减税法案极大地加剧了贫富差距

《纽约时报》的一项分析显示，自2017年川普首次就任以来，全美1%最富有人群的财富增长速度惊人。川普2017年的减税政策是自1986年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税制改革。该法案大幅削减个人所得税，将遗产税免税额提高一倍，川普将其宣传为“面向美国家庭的减税”。但《纽约时报》的分析——并得到一系列新研究的支持——表明，这项政策让富人获得了不成比例的利益。

2017年至2025年间，美国最富有人群的净资产飙升了120%，与此前九年45%的增长率相比，这一增幅堪称巨大。同期美国亿万富翁人数激增50%，达到900多人（下图）。

亿万富翁日益增多——随着财富增长，过去25年中，其中有20年新增了亿万富翁

降低企业税率为股价飙升奠定了基础——股市造成的财富增长从来不是均匀分配的，新冠疫情更加剧了不平衡趋势。如下图所示，越是富有的人，财富增长越快。

最富有人群的财富增长最快

根据时报分析，目前1%的人群掌控着55.8万亿美元的资产。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这一数字超过了美国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总和。

美国的K型经济无法再持续

如果说美国的贫富差距之巨大已经令人担忧，那么其发展趋势更让人不寒而栗。

上面说的是川普第一任的减税政策加剧了贫富差距。他第二任的《大美丽法案》又走在同样的路上。下图是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和国会税收联合委员会对该法案2026年至2034年每户家庭资源的年均变化评估，正数代表收入增加，负数则是收入减少。可以看出，其收益与负担并未均匀分布，低收入家庭的处境将远比中高收入家庭糟糕，特别是对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和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支出的削减，造成低收入家庭实际收入大幅减少。

Peter G. Peterson基金所做的分析结果也大致相同（下图）。

总体而言，美国现在就是K型经济——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去年年底，《纽约时报》一篇报道的标题就是“什么时候开始一切都变得‘K型’了？”说的是“K型”这个最初用于描述疫情后经济复苏的术语，在当下这个充满焦虑的经济时期，已然成为了一个万能词，因为这样的现象到处存在。

不言而喻，K型经济肯定是不可持续的。美国人似乎也越来越明白这一点了。

最新民调：大多数美国人开始对亿万富翁说“不！”

哈里斯民调(Harris Poll)是一种年度民调，每年一次，问同样的问题，看一年又一年，美国人的看法是不是有变化。

哈里斯民调最新一期年度报告（2025年）显示，一场巨变正在发生：美国人中首次发生超过半数人认为亿万富翁是对民主的威胁。71%的人认为应该开征财富税。过半数人认为应该对个人可积累的财富设定上限。

上图说的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将当前的经济困境归咎于超级富豪。67%的美国人认为“亿万富翁正在加剧社会不公。”66%的人认为“亿万富翁的行为导致日常商品和服务的通货膨胀。”55%的人认为“亿万富翁让我更难实现‘美国梦’。”

上图的标题是：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经济是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环境。民调显示，关于如何看待美国目前的经济体系，做选择题时，左边一套题的选择结果是：35%的美国人认同是优先照顾极度富裕的人群，36%认同提供机会，但机会并不平等，只有28%认同对大多数人来说效果不错。右边一套题的选择结果则是：73%认同“财富不平等是一个严重的国家问题”，67%的人认同“我预计在我有生之年会看到万亿富翁”。

上图是说，就像以前的民调一样，2025年美国人依然坚信，应向高收入群体征收财富税。（该图的调查问题是：“如果有一项提案旨在对超级富豪征收高额税收，您认为个人资产应达到什么门槛才会被征收重税？”）绿色是2025年的民调结果，橙色是2024年的。看最左边所有人的民调结果，2025年，美国人说应该对超级富豪征收财富税的高达71%（2024年是69%）。

上图说，今年的民调中，无论年龄大小或政治立场如何，美国人都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意愿，希望对财富积累设定上限。（该图民调的问题是：“如果有一项法律提案，旨在对个人可积累的财富设定上限，这个上限应该定在多少？”）最左边总的民调结果显示，2025年，第一次有超过半数的美国人(53%)认为应该对财富积累设定上限（2024年是46%）。

而且，多数美国人开始认识到富人过分的财富积累是与民主理念相悖的。

上图说的是，美国人越来越警惕超级富豪对重大决策的影响。2025年，69%的美国人希望亿万富翁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更小一些。（该图民调是在“亿万富翁威胁我们的民主”和“亿万富翁不威胁我们的民主”中选一项。）最值得指出的是，2025年，53%的美国人认为亿万富翁是对我们民主的威胁（2024年是47%）。

2025年哈里斯民调是个预警：如果我们不希望发生社会动荡，就必须有所动作了。

2025年哈里斯民调可能也是个分水岭：大多数美国人民终于看清了巨大的贫富差距的危害。

当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应该对财富积累设定上限的时候，就是他们在对寡头经济说“不！”

2026年也许真会成为一个分水岭

说实话，若不是今日的美国有了一定的社会安全网，其贫富差距之巨大，早就到了揭竿而起的程度。但美国的福利政策并不慷慨，川普政府又大刀阔斧砍福利，哈里斯年度民调的变化，说明底部人群经济上挣扎的痛苦程度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应该对财富积累设定上限”，不就是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一直挂在嘴上的“Billionaires should not exist”（亿万富翁本就不该存在）吗？当初多少人一听见桑德斯开口就仿佛看见了洪水猛兽，现在大多数美国人都同意这样的观点了呢。

稍稍有点政治智慧就应该懂得，K型经济是不可持续的，其恶化的结果，不仅穷人受苦，富人也不会有好果子吃。一旦社会动荡，损失最大的可能还是富人。要共赢，唯一的出路就是顺应民意，顺应历史潮流，推动遏制贫富差距的政策。

今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举行世界经济论坛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约400名百万富翁联名致信论坛，呼吁提高对富人征税（见文末附录）。

著名演员马克·鲁法洛(Mark Ruffalo)作为向纽约市长佐赫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竞选活动捐款的名人之一，也在这封联名信上签了名。鲁法洛还在他有2000万粉丝的Instagram上发布了一段视频，敦促纽约州长凯茜·霍楚尔(Kathy Hochul)对富人增税，说“相信我，他们承受得起”。

2025年哈里斯民调、百万富翁的联名信以及推行经济正义的佐赫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成功当选纽约市长等等，都给人信心。

希望将来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发现，2026年，真的是K型经济开始被颠覆的起点。

附：百万富翁致世界经济论坛的联名信

https://timetowin.world/

我们必须夺回我们的未来。

达沃斯的领袖们，对超级富豪征税吧。

达沃斯与会者——现在是我们所有人共赢的时候了。

五十五年前，当世界经济论坛首次召开时，人类正站在非凡进步的黎明之际。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我们在科技、医学、通信和全球贸易领域取得了巨大飞跃，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潜在机遇。

如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相连——但与此同时，我们却从未如此分裂。与几十年的创新相伴随的是几十年的不平等、环境破坏和机遇的浪费。如今，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的财富超过了全球95%人口所拥有的总和。

超级富豪与其他人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横跨社区、国家，而最重要的是，跨越了代际。少数拥有极度财富的全球寡头，已买通我们的民主制度；接管了我们的政府；扼杀了媒体的自由；对科技与创新施加了绞杀般的控制；加剧了贫困与社会排斥；并加速了地球的崩溃。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我们所珍视的一切，正被那些蓄意扩大自身巨大权势与大众之间鸿沟的人所不断侵蚀。

我们都心知肚明。当连我们这样的百万富翁都意识到，极端财富已让其他人失去了一切，那么毫无疑问，社会正危险地摇摇欲坠，濒临悬崖边缘。

目睹这一切发生，我们心力交瘁。我们要夺回我们的民主制度。我们要夺回我们的社区家园。我们要夺回属于我们的未来。

2026年，我们不能仅仅寄望有一个理想的未来，我们必须亲手去赢得它。

你们已经拥有了一个简单而有效的解决方案，它得到了百万富翁和公众的一致支持。别再浪费我们仅剩的时间了——对超级富豪征税。

作为与全体人民并肩而立的百万富翁，我们要求这样做。而作为我们选出的代表——无论是达沃斯论坛的与会者、地方议员、市长还是地区领导人——落实这一方案是你们的职责。所以，向我们征税吧。向超级富豪征税。

我们可以从那些夺取权力的人手中夺回权力；从那些滥用民主的人手中夺回我们的民主；从那些让我们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陷入崩溃的人手中夺回医疗、教育和安全的家园。我们可以夺回我们共同拥有的财富。

极度的财富造就了极度的掌控力——那些人为了攫取令人作呕的暴利，不惜拿我们安稳的未来去孤注一掷。现在，正是终结这种掌控、赢回我们未来的时刻。

像我们这样的百万富翁拒绝保持沉默。现在正是我们挺身而出、表明立场的时候。向我们征税，并确保未来五十年能兑现为所有人带来进步的承诺。

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19/02/19/business/economy/wealth-tax-elizabeth-warren.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6/03/02/us/billionaire-boom-jackson-teton-wyoming.html

https://timetowin.world/

https://www.pgpf.org/article/the-obbbas-effect-on-income-distribution-in-the-united-states/

https://www.cbo.gov/system/files/2025-06/61387-Distributional-Effects.pdf

我们总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这话一点不假。开始执政后，马姆达尼马上就面临巧妇没米下锅的情况：根据马姆达尼在1月底新闻发布会上提供的信息，他的前任留给他的巨大财政赤字，造成今明两年的财政预算有个120亿美元的缺口。

马姆达尼指责前州长安德鲁·库莫(Andrew Cuomo)在州资金分配上短斤缺两，称其“榨取本市资源”，造成至今仍未消除的失衡局面。但他将主要责任归咎于前任埃里克·亚当斯(Eric Adams)，称这笔赤字（将创2008年财政危机以来新高）源于亚当斯“蓄意低估预算”的决策。

马姆达尼发誓：“我们将以大胆的解决方案应对这场危机，这意味着要重塑州与市之间失衡的财政关系，也意味着现在正是向最富有的纽约人和最盈利的企业征税的时机。”

在新政府的努力下，三周后马姆达尼交出的两年财政预算，已经将缺口缩小至54亿美元。

尽管市政府可通过多种途径与州政府合作增加收入，但马姆达尼坚称自己仅有两种选择：提高市房产税或说服纽约州长凯茜·霍楚尔(Kathy Hochul)对富人增税。而他相信增税是正确的选择，提高市房产税只能作为万不得已的下下策。

给富人增税有民意支持

马姆达尼提议将年收入超百万美元的约3.4万户家庭的市所得税税率从3.88%提高至5.88%。他还呼吁提高企业税率。

州参议院和州众议院的民主党领袖也希望提高富人的税收，但他们的门槛设在家庭收入500万美元以上。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5年3月的报告，美国成年人中大多数支持给大企业增税，也支持给年收入超过40万的家庭增税，支持率分别为63%和58%（上图）。

根据锡耶纳大学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约63%的纽约市居民支持对年收入至少100万美元的人群增税，54%的纽约州居民也支持这一计划。

所以，给富人增税的做法顺应民意。

民主党州长不支持给富人增税

但是，马姆达尼增税的方案在州长霍楚尔那里遇到了巨大的阻力——霍楚尔今年要竞选连任，她曾承诺纽约州居民不会加税，她坚决拒绝在竞选年收回承诺。

而且，就是在民主党政客中，霍楚尔也不是个例。

目前，加州一个医疗工作者工会SEIU-UHW正赶在4月之前收集90万个有效签名，试图将一个对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人征收5%的一次性税款提案列入11月的选票，让加州选民公投。民主党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就是反对这个提案的，加州科技富豪一抓一大把，他长期以来一直担心此举会吓跑科技界领袖。

纽约市独立预算办公室数据显示，百万富翁群体仅占纳税申报人的1%以下，却承担着全市约37%的个人所得税。如果这些人都搬离纽约，岂不是反而减少了纽约的税收吗？

总之，如果只是某个地方对富人提高征税，一个最普遍的反对理由就是这样会把富人吓跑，搬到收税低的地方去。

只是，这个听起来似乎符合逻辑的说法并没有事实支撑。

不敢给富人增税的理由站不住脚

纽约州最近两次针对高收入群体的实际增税分别发生在2017和2021年。财政政策研究所（Fiscal Policy Institute，简称FPI）2023年12月的一个报告，对这两次增税进行了创新性的统计分析，揭示出高收入群体并未因增税而显著改变其迁移行为。

1）2020年和2021年高收入人群迁出纽约的原因在于新冠疫情，而非税收。

2021年的确有大量富人离开纽约，但FPI的分析发现，这是因为疫情，而不是2021年的增税。从上图可以看出，疫情前的2017-2019年，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离开纽约市的比例是富裕阶层的4倍，说明2017年给富人增税并没有造成大量富人离开。2020-2021年疫情期间，富人大量离开，但疫情后的2022年，又开始趋向于疫情前的状况。

其实，普遍的迁移规律是：富人不太移动，生活比较挣扎的群体才经常移动。本来嘛，搬家多麻烦，如果有资源应付各种变故，谁愿意搬家啊。只有经济上相对脆弱的群体，才不得不因为家庭或工作变故而搬家。

2）当高收入群体确实迁出纽约州时，他们更倾向于迁往其他相对高税的州，而非低税州。

上图左边数据显示，当纽约的高收入阶层搬离纽约时，他们大部分去了康州(28%)，新泽西(27%)和加州(22%)，这些都是高税收州。只有很少一部分搬去佛罗里达(9%)，一个不征收州个人所得税，成为退休群体热门选择的州。上图右边数据则表明，收入越高，去低税收州的比例越小。

纽约市的亿万富翁、食品零售商约翰·卡茨马蒂迪斯(John Catsimatidis)就是以富人都要搬走为理由反对马姆达尼的税收计划，他说：“我认为这是个愚蠢的举措。我们常开的一个玩笑是，纽约政客是佛罗里达州最棒的房地产经纪人——他们真的在嘲笑我们。”可是，数据告诉我们，这样的说法才是笑话。只是，这个错误印象普遍存在于人们的脑中。事实上卡茨马蒂迪斯自己也说他本人并没有问题，“我的钱到死也用不完”。

其实，搬去佛罗里达的大多是退休的人，因为退休的人已经不在乎当地的经济情况和就业机会，只要税收低就好。但这个群体是仍需要对退休金精打细算的家庭，与富人无关。

3）尽管新冠疫情期间有部分百万富翁离开，但纽约的百万富翁人数仍显著增长。

虽然纽约在2020至2022年间流失了约2400户百万富翁家庭，但得益于强劲的经济和不断上涨的工资，同期纽约新增了1.75万户百万富翁家庭。上面两张图分别是2017-2022年间纽约收入达到百万的家庭数和2015-2021年间不同区间段家庭收入数目的分布。

可以看出，高收入家庭数一直在增长，而且是收入越高的区间增长速度越快。

总之，新冠疫情期间高收入人群迁出纽约的现象是暂时的，主要由居家办公和逃离拥挤的城市所驱动。各方面数据都没有统计学上显著的证据表明存在因避税而迁出纽约的情况。

这些数据还支持另外一个理论：打造强有力的经济环境，提供可负担住房，扶持年轻人，则会产生越来越多的新富人，极大地有利于税收。而在纽约成长起来的百万富翁，也是最不愿意离开纽约的人。

好玩的是，一贯的理论都认为地方性增税会发生富人逃离，而且还能根据税收的增长幅度预测富人逃离的程度。上图分别是对纽约州2017年（左）和2021年增税前后理论与实际富人搬离比例的比较。红色虚线是理论估计的情况，蓝色实体是实际发生的。可以看出，2017年增税后，富人离开的幅度稍有增加，但远不是理论预测的那样。而2021年增税后离开的富人反而大幅减少。

只能说，事实证明那些看似符合逻辑的理论完全不靠谱。其实，道理很简单：他们太有钱了，根本不会为了这点稅放弃自己熟悉、喜欢的环境。（类似不靠谱的理论不少，包括如果提高最低工资，就会造成失业率和物价上升等。而实际数据表明，在一定范围内提高最低工资，对失业率和物价的影响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一群纽约富人：给我们加税

很多富人反对市长对富人增税的方案，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在纽约市也有那么一群收入超过百万的人对马姆达尼的政策表示支持。他们成立了一个名为“爱国百万富翁”的组织，致力于推动立法者改善工薪阶层的生活，方法之一就是迫使富人缴纳更多税款。

《纽约时报》3月11日的一个报道：“对富人增税？这些纽约富豪都表示支持”

律师克雷格·卡普兰(Craig Kaplan)就是该组织的积极活动成员之一，他的活动目标之一是说服州长霍楚尔对像他这样的纽约富人加税。他说：“我无法想象收入如此之高的人会因为2万美元的增税而离开纽约。对我来说，这根本不算什么。”

根据新学院纽约市事务中心经济与财政政策主任詹姆斯·帕罗特(James Parrott)的分析，在全美十大城市中，纽约市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这也是“爱国百万富翁”成员所强调的：当收入不平等加剧时，需要更多公共服务。

“爱国百万富翁”成员之一，作家安德鲁·托比亚斯(Andrew Tobias)表示，只要“人人都得缴税”，他很乐意多缴税。他建议马姆达尼想出一些新颖的办法向富裕的纽约人表达谢意，比如，送一个带着感谢信的果篮：“你今年赚了3800万美元——这真是个美妙的烦恼。”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托比亚斯对百万富翁中“底层”表达的同情。他说，大多数富裕居民应该都能自如应对市长提议的增税，但他对年收入仅略高于100万美元且开销巨大的家庭表示同情：“如果你在汉普顿有一处房产，还有三个孩子在私立学校上学，那恐怕很难维持生计，可能有人不得不做出一些牺牲。”

这让我想起在美国读书时的一件事情。一天，我不知发了什么神经在抱怨钱不够花，导师就给了个忠告：“你放心吧，钱不够花这件事是不需要担心的，因为你永远都不够花。”我一下子大彻大悟：这不就是说要量入为出吗？

对收入不够解决温饱的人说量入为出太讽刺，也太残忍。但对百万富翁说不是一回事。纽约长岛的汉普顿素有“美国最富庶地区之一”的美誉。能够在那里置房，孩子都上私校的家庭，一年多交几万稅真的只是一个“美妙的烦恼”——只要量入为出就行了。

给富人增税，纽约不带头谁带头？

大概是1998年左右，著名女歌手、演员、导演和制片人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宣布要过“简单一些”的生活，要把当时拥有的7个房产中的5个出售，只留下分别是在洛杉矶和曼哈顿的两处房产（那个留下的曼哈顿房产后来也于2025年售出）。她位于洛杉矶地区的Malibu compound是她的常年住宅。就是说，她唯一留下的第二房产是曼哈顿的一个（她当时有好几个曼哈顿房产）。

很多富人都是无论如何都要在曼哈顿保留一个房产，经常是，如果只选择两个房产，那就是纽约和伦敦，或者纽约和巴黎，等等。

纽约的百老汇秀、博物馆、美食和文化氛围，都是世界顶尖水平的，这是一个别处无法替代的充满特殊魅力的城市。而富人的商业、企业更是与当地和周边环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说绝对不会有人因为增税离开纽约，但一般来说，有足够资源的富豪不会仅因为钱的原因离开。

从另一个角度看，纽约是一个最有能力承受给富人增税的负面效应的城市。看看现在一日比一日更严重的贫富差距，给富人增税是一条必走之路，如果纽约不带头谁带头？

现在，民意早就到位，纽约市长、州参议院和众议院不仅意向明确还一再给州长施压，就欠州长霍楚尔这个东风了。

说实话，加州和纽约州长都反对给富人增税，真正的原因是不是害怕富人搬走，非常存疑。作为政客，不可能不关心这方面的数据，要不为什么市长和那些议员就没有这个担心呢？更可能的是，他们害怕失去自己的竞选金主（更难听的说法是被富人收买了）。

“爱国百万富翁”中的积极分子卡普兰就为民主党2024年竞选筹款出了大力。但他也是积极为给富人增税政策呼喊的人。为什么霍楚尔就看不出这已经是大势所趋呢？是的，她曾经承诺不增税。只是，我不懂，在贫富差距如此巨大的时候，为什么给富人增税还会有问题。如果有不增税的承诺，难道不应该理解为是不给普通老百姓增税吗？

霍楚尔的税表披露，她2024年的家庭收入近150万美元。这不应该是她反对的理由吧？至于担心今年的选举，马姆达尼能够以压倒性优势赢，为什么却成为霍楚尔的负担呢？

不管霍楚尔反对给富人增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希望她能够重新思考，看清现在的局势，拿出舍我其谁的勇气，让最有资源的纽约成为缩小贫富差距的榜样。

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6/01/28/nyregion/mamdani-budget.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6/02/18/nyregion/mamdani-millionaire-tax-property.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6/03/11/nyregion/nyc-tax-rich.html

https://fiscalpolicy.org/migration

https://sociology.cornell.edu/news/new-yorks-wealthy-warn-tax-exodus-after-mamdanis-win-data-says-otherwise

https://www.nytimes.com/2026/03/09/nyregion/tax-the-rich-albany.html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5/03/19/most-americans-continue-to-favor-raising-taxes-on-corporations-higher-income-households/

https://www.architecturaldigest.com/story/barbra-streisands-houses-have-always-been-as-fabulous-as-the-singer-herself

https://www.nytimes.com/2019/04/19/realestate/barbra-streisand-former-manhattan-penthouse-is-on-the-market-.html

《纽约时报》2月3日的报道：马姆达尼为亲商机构寻求新使命：为工人争取权益。图中马姆达尼右侧为他于去年12月任命的纽约市有史以来首位经济正义事务副市长朱莉·苏(Julie Su)

纽约新任市长佐赫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上任后，几个关于他如何任命市政府官员的消息传递了非常有意思的信息。

一个是马姆达尼于去年12月任命朱莉·苏(Julie Su，中文名为苏维思)为经济正义事务副市长，这是纽约市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这样一个副市长职位。另一个是马姆达尼至今还没有任命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New York C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简称NYCEDC）的总裁。与此同时，马姆达尼也没有任命一个经济发展副市长，这是近26年来第一次。

NYCEDC是市政府实施经济发展计划及推动公私合作的首要载体。它是一家公益性公司及非营利组织，也是纽约市的官方经济发展机构，其传统核心使命是扩大经济规模和维持城市经济竞争力。

在纽约市就业数据停滞不前的当下，马姆达尼既没有公开提出促进就业增长的计划，也不急于任命NYCEDC相关官员，似乎难以理解。但是——

据《纽约时报》获得的1月2日政府内部备忘录显示，为兑现竞选承诺，马姆达尼计划重塑NYCEDC，强调该机构应聚焦于“为纽约市民创造高质量（而非仅数量）的就业岗位”，为解决住房负担能力和工人权益问题服务。一句话，NYCEDC要承担起倡导经济正义的使命！

在我看来，与其说马姆达尼改变了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的核心使命，不如说他改变了用以衡量经济成果的标尺。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用GDP或股市作为评估经济好坏的主要要素，而忽略了美国高低端收入的极度不平衡。并不是所有人都分享到了GDP增长或股市高涨的经济效益。

现在贫富差距已经是美国最大的问题，如果不对缩小贫富差距有作用，所谓的经济好或经济增长，不就是穷人越穷，富人越富吗？这种经济增长又有多大意义呢？所以，纽约市长实施经济正义的理念，真是让我万分欣喜。

这份备忘录是苏维思写的。作为经济正义副市长，她对NYCEDC的纠偏非常必要。

想象一下，中央公园成贫困区？

NYCEDC是个有经济实权的机构，近些年曾协助建造高线公园(High Line)、新的洋基体育场和哈德逊园区(Hudson Yards)。就是说，这些项目都从政府那里拿到了投资或税务优惠，甚至可能同时两者都有。而有些项目，政府是否应该给优惠，有很大争议。

不久前，我把高线公园几乎从头到尾走了一遍。说实话，一路赏心悦目，不少地段犹如世外桃源。在大城市中心，这是难得的奢侈。但是，这是富人区啊，如果政府大量投资于富人区，贫困地区获得的资源必然减少，这的确是没有经济正义了，自然也愈加加大了贫富差距。

至于哈德逊园区项目，糟点太多了，下面只简单列几个主要的：

1）该项目以面向富裕阶层为宣传卖点，基础设施建设费用却由纳税人承担——该项目获得约60亿美元的税收减免和公共补贴，其中超过10亿美元是给开发商的房产税减免。

《纽约时报》2019年3月以“亚马逊的税收减免和激励措施相当可观。哈德逊园区的则更为丰厚”的标题报道哈德逊园区获得巨大政府优惠的事情

2）开发商通过EB-5签证项目筹集了逾10亿美元低成本资本。EB-5是一种投资签证，这类投资必须用于援助贫困地区。哈德逊园区那些璀璨夺目的摩天楼群当然不够格获得这种低成本资本。但投资商以卑劣的手法，借用中央公园将中哈莱姆及东哈莱姆的公共住房项目与这个西城精英聚居区连接起来（见下图，左下角是西城的摩天楼群，右上角是诸多公共住房项目），就可以申请EB-5签证投资了。想象一下，曼哈顿著名的中央公园成了贫困地区！

这简直就是丑闻了。州政府允许这样操作有很大责任。（EB-5投资者签证计划被广泛滥用，已经是一个单独成篇的丑闻故事了，但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3）没有实现创建新商业区的目标。该项目获得公共资源的卖点之一是，通过创建新的商业区、创造数千个新岗位以及对整个社区进行重大整体改善，使政府投资实现自我回报，但事实上多数商业租户是从纽约其他区域迁入而非新增企业。即便这样，该社区还是长期面临低入住率困境。

从上面所述NYCEDC协助参与的高线公园和哈德逊园区项目的经济效果来看，NYCEDC的确需要把重点转向缩小贫富差距。NYCEDC现在有几个正在进行或需要规划的项目，市长都可以重新谈判或调整协议。

比如，哈德逊园区项目原定包含低价保障性住房的第二期工程一再被推迟，且可能被赌场项目取代。NYCEDC绝对应该把二期工程推向尽可能多一些低价保障性住房的方向。

近年来，该机构为全市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制定了重建计划，并致力于重塑史坦顿岛北岸区域。还有一些引发争议的项目，包括主导在布鲁克林海运码头建设综合开发项目，以及为纽约最大开发商之一在曼哈顿铁路场地上建造价值20亿美元平台的竞标。对这些项目应该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才能避免重蹈高线公园和哈德逊园区项目的覆辙。

所以，要推动经济正义，NYCEDC的改革势在必行。

马姆达尼虽然还没有任命NYCEDC总裁，但他给这个机构设定的新方向令人鼓舞。

据《纽约时报》报道，对NYCEDC总裁人选的面试问题中，包括如何让从纽约市获得福利的企业承担经济效果惠及所有人的责任，以及如何衡量其经济效果。这似乎偏离了该机构的长期核心使命，但熟悉内情的人表示，市长希望将经济正义作为NYCEDC使命的核心，苏维思1月2日的备忘录就要求制定新的NYCEDC项目评估标准与合同标准，确保其不仅促进“经济增长或经济实力，更要实现公平正义”。备忘录称，评估标准可包括项目是否创造工会岗位、降低生活成本，或为“以纽约为家的多元化社区”改善就业机会。

苏维思接受时报采访时强调：“对我与市长而言，增长与经济正义密不可分。”

但是，推动经济正义、缩小贫富差距，言之易，做之难。拜登也是喊着这样的口号上台的，但他的政策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拜登踩过的坑，希望马姆达尼能够避免。

拜登踩过的坑

因为美国政府无法在非战争时期直接对企业运作提要求，要推动某些经济政策时，只能靠减税来吸引企业，所谓的给点胡萝卜吃。

2020年竞选总统时，拜登特别强调，《财富》500强中曾有91家公司共赚了十亿、百亿美元，却没有缴纳一分钱的联邦税！他说，在他治下，这些企业必须承担他们公平的纳税份额。

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

《纽约时报》记者吉姆·坦克斯利(Jim Tankersley)请华盛顿财政问题研究智库城市-布鲁金斯税收政策中心(Urban-Brookings Tax Policy Center)的一些经济学家，对拜登税务政策的效果做了一个分析，2024年3月的报告显示，拜登签署的个人和企业减税规模，超过了他对大型企业和股东实施的增税幅度。

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是增税法案的诸多项目无法得到国会的支持，最后虽然也有一些增税，但距离拜登的目标很远。二是国会通过的《CHIPS法案》(CHIPS Act)减免了美国半导体产品生产公司的企业税；《减少通货膨胀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的核心也是企业减税、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减税、人们购买电动汽车减税、从化石燃料过渡到低排放能源的各种减税。

结果，汇总起来，拜登最后就意外地成了一个减税总统。

公平地说，拜登很多场合没有选择，否则可能就拿不到当时西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乔·曼钦(Joe Manchin)的赞成票，也就无法通过一些关键的法案。坦克斯利说，白宫也承认这一点，并强调说：我们认为，无论企业做什么都降低企业税率，和以减税来奖励企业加速能源转型，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

但是，有没有可能，政府递胡萝卜时，量给的太多了？让企业得一些好处没错，得了太大好处就对不起纳税人了。另外，买电动汽车的都是高收入的人，至少在初阶段如此。给他们减税是否合理？

这可能是一个非拜登政府专有的问题，而是已经成为习惯的东西。民主党要打破这类不好的“传统习惯”，就要敢于挑战常态。我甚至认为，如果不挑战这类常态，就难以真正实现缩小贫富差距的目标。

小罗斯福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简称FDR）是美国历史上对缩小贫富差距做出做大贡献的总统了，他的政策行为非常值得参考。

FDR的精打细算

小罗斯福总统上任后，不仅在推行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时，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就是战争期间，也不浪费分毫。

美国在二战期间成就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武器制造，而且是在几乎无人认为可能的时间范围内。从珍珠港事件到抗日战争胜利日，军方签下合同的总金额超过2000亿美元（以2024年计，相当于超过3万亿美元），却几乎没有任何丑闻。

当时负责武器采购的卢修斯·克莱(Lucius Clay)将军说：“我们并不反对工业界获利，但我们确保他们不会获得超额利润。”二战时，在美国历史上，军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采用了强制重新谈判合同的程序。只要供应商获得超额利润，或者军队不再需要合同规定的物品，军方就会重新谈判合同，收回政府的资金。克莱将军多年后说：“我认为这是我们在整个战争期间所做的最伟大的工作。你没有听到任何关于二战超额利润的批评。谁也没有听到。”

当时，强制重新谈判合同和收回超额利润的做法屡遭法律挑战，但最终最高法院维持了军方的权力。

FDR的新政让美国民众真正普遍享受到了国家经济繁荣的成果。要达到这样的效果，需要认真对待每一分钱，每一个政策细节。这个话题我以后会继续谈。

马姆达尼的示范意义

美国已经越来越成为许多经济学家所描述的“K型经济”——高收入家庭收入继续加速增长，低收入家庭则进一步落后。美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贝丝·安·博维诺(Beth Ann Bovino)在近期报告中指出：“我们正在回归极端收入不平等的典型模式，当前不平等程度已达60年峰值。令人忧虑的不仅是现状，更在于后续发展是否会加剧恶化。”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不仅是打破分配的不平衡，而且要让分配的逆转大到足以打破K型经济这个趋势。纽约不过是美国的缩影，NYCEDC如果转型成功，就有示范意义。

《纽约时报》1月2日关于马姆达尼就职的评论文章：“马姆达尼代表了21世纪的美国”

马姆达尼此次胜选，代表的是拒绝巨大贫富差距的选民，是与民主党建制派无条件支持以色列政策决裂的选民，更是相信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纽约、更好的美国的选民。根据 CBS 新闻汇总的数据，大约有6万名曾支持川普的选民，这次投票给了马姆达尼。

就此意义上来说，马姆达尼的执政成功与否，对美国的未来政治版图有极大影响。

马姆达尼竞选的时候我就说过，他要赢并不那么难，难的是如何执政。这种担心并不是因为他这个人或纽约这个城市，而是执政本身就是比竞选难度大得多，而推动福利政策，推动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更难。誓言要给企业和富人增税的拜登最终成了为他们减税的总统，就是一个证明。

马姆达尼的竞选承诺都难度比较大，未能完全兑现竞选承诺不一定算失败。但是，他是否走在缩小贫富差距的方向才是关键。如果背离了这样的目标，那绝对是失败了。

对马姆达尼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多少双眼睛都盯着他呢。为了美国的未来，祝他成功！

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6/02/03/nyregion/mamdani-economic-development-corporation-nyc.htm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ew_York_City_Economic_Development_Corporation

https://www.nytimes.com/2024/04/03/podcasts/the-daily/biden-tax-cuts.html

FDR by Jean Edward Smith

https://www.nytimes.com/2024/03/25/us/politics/biden-taxes-cuts.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6/02/11/business/economy/k-shaped-economy.html

https://www.wsj.com/economy/jobs/capital-labor-wealth-economy-2fcf6c2f?mod=hp_lead_pos3

https://www.ewg.org/news-insights/news/2021/02/usda-data-nearly-all-pandemic-bailout-funds-went-white-farmers#:~:text=02-,USDA%20Data:%20Nearly%20All%20Pandemic%20Bailout%20Funds%20Went%20to%20White,American%20farmers%20received%20$17.6%20million.

https://www.ewg.org/research/triple-dipping-house-farm-bill-increases-likelihood-wealthy-farmers-raking-billions-each#:~:text=From%20all%20the%20farm%20subsidy,in%202022%2C%20the%20GAO%20found.

https://www.nytimes.com/2019/03/09/nyregion/hudson-yards-new-york-tax-breaks.html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04-12/the-visa-program-that-helped-pay-for-hudson-yards

https://sites.law.berkeley.edu/thenetwork/2019/03/12/hudson-yards-received-big-tax-breaks-but-dont-compare-it-to-amazon/#:~:text=The%20New%20York%20Times%20(opens,to%20the%20neighborhood%20at%20large.

https://www.nytimes.com/2019/04/16/opinion/hudson-yards.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6/01/02/opinion/politics/zohran-mamdani-america.html

刘美贤在赢得2026年冬季奥运会女子单人滑金牌后（图源：维基百科）

3月7日，在今年米兰冬奥会上获得两块金牌的美国花滑运动员刘美贤宣布正式退出3月下旬在捷克举行的世界锦标赛。她是上届世锦赛冠军，人们都期待着看她卫冕。在近期采访中，刘美贤曾表示“渴望参赛但需视情况而定”。

又一次，刘美贤不按“常规”出牌。如果说她没有卫冕她的世锦赛冠军，她绝对卫冕了“自己掌握节奏”这个“品牌”。而她这个品牌，是冬奥会后最热门的话题之一，甚至很可能就是最热门的话题。

花样滑冰运动员里华二代特别多，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刘美贤(Alysa Liu)和陈巍(Nathan Chen)。不是因为他们都得了冠军，而是因为他们个性中的率真、谦卑与和善。

刘美贤这次真心不容易。两年完全停止训练后复出，连教练都劝她别毁了已经有的名声，而她非但做到了，还以全新的姿态，让人心服口服地拿下冠军。

刘美贤自由滑刚开场时，现场讲解员说：“她说我不需要奖牌，我只需要站在这里向人们展示我的能力。她不知道的是，如果她做到了，那很可能就意味着一枚奖牌。”果然，她做到了，也拿下了金牌。

《纽约时报》的舞蹈评论家吉娅·库拉斯(Gia Kourlas)说，花样滑冰这项运动是个“将艺术与体育混乱组合的竞技野兽，滑冰者们紧绷而困扰的思绪里，表演的概念往往排在最后。看着他们与冰面对抗而非随冰共舞，令人心惊胆战。如若能将温暖注入冰冷坚硬的冰面，才彰显了艺术的真谛。”

刘美贤的超人之处，就是她做到了这一点。她自如地主宰整个冰场，流水般在冰面游弋，将艺术与体育融为一体。库拉斯说：“当唐娜·桑默《麦克阿瑟公园组曲》的开场音符响起，刘美贤站定，单手轻搭对侧肩头，随即仰首微笑——那并非演艺式的微笑，而是对即将到来的乐趣的期待。我从未见过如此动人的画面。”

其实，这种场景我们经常见到，但不是在比赛中，而是赛后的表演场上。刘美贤在比赛中能如此表现，说明她进入了另一层境界。恭喜她！也感谢她给我们带来了一场艺术与体育共融的美的盛宴。

刘美贤能有今天的境界不是偶然

刘美贤能有今天，是因为她曾经历了一番灵魂挣扎。她16岁参加了冬奥会后，发现自己并没有从滑冰的职业生涯中感受到乐趣，就决定停止训练，去享受普通、正常的生活。这其实也是她寻求生命意义的过程。

有人说，如果刘美贤这次没拿到冠军，可能大家的看法就不同了。但我要说，当她决定做自己的时候，她就已经是人生赢家了。

我曾听我一个同学说，他一个美国同事的孩子高中毕业后先去麦当劳打工一年，然后才去读大学。这个同学说，大学出来后的收入比麦当劳打工高多了，这一年损失多少钱啊！我当时心里说，谁知道呢？也许打工一年后再读大学时，他心里的目标会不同，因而比直接读大学走得更远呢？

人生很长，变数很多。我们不能太短视。有时候，暂时的不前进，只是为更大步的前进做准备。在刘美贤身上发生的就是这样的情况。两年的“消停”，换来的是大彻大悟。这是求之不得的礼物。

“我不需要奖牌，我只需要站在这里向人们展示我的能力”——这句话代表的是刘美贤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是谁的人是最自信的人，也是个对赞誉和诋毁的副作用都免疫的人。用现在的网络语言来说，刘美贤是一个没有人设的人。什么意思呢？她没有人设，你就毁不了她的人设——她是一个不会被名声所累的人。

刘美贤遭遇的困境在运动员中颇具普遍性

竞技运动走到极限，运动员的付出当然也是极限。不夸张地说，他们都近乎体力与精神全被掏空。这不是一种健康的状态，所以很容易出故障。

还记得2020夏季东京奥运会上，美国体操女运动员西蒙娜·拜尔斯(Simone Biles)因心理健康原因，在帮助美国女子体操争取到团体决赛权后，临阵退出团体决赛的事吗？

拜尔斯是身负重任赴东京参加奥运。大家不仅寄望于她蝉联女子体操个人全能冠军，更是将她视为美国女子体操团体赛夺冠的领军人物。“临阵脱逃”，自然是特大新闻。

知名网球运动员大坂直美(Naomi Osaka)也有过“临阵脱逃”。这顶尖运动员中，精神上不胜负担的情况非常普遍，虽然走到“临阵脱逃”地步的不多。但不要搞错了，很多人最后没有走出这一步，不是情况不严重，而是不敢，因为代价太大，弄不好声誉尽毁。

维护运动员身心健康，需要整个社会的支持

幸运的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队友、教练及其他方面都理解、体谅拜尔斯，给予了她可以照顾自己身心健康的环境。

拜尔斯的赞助商Athleta的首席品牌官凯尔·安德鲁(Kyle Andrew)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支持西蒙妮，支持她在比赛内外注重身心健康的选择。成为最好的也意味着知道如何照顾好自己。我们被她今天的引导力所鼓舞，并支持她前行路上的每一个选择。”

拜尔斯决定退出女子体操团体赛的决赛后，同样经历过精神健康危机的著名游泳运动员迈克尔·菲尔普斯(Michael Phelps)站出来发声支持拜尔斯，还就运动员心理健康问题接受CNN采访（上图）。

曾是优秀滑雪运动员的佐伊·鲁尔(Zoë Ruhl)为此在《纽约时报》以“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取胜的文化已经崩坏。它几乎摧毁了我”的观点文章，讲了自己的故事：她从小就热爱滑雪也极具天赋，16岁时就在世界杯赛中获奖。但她在2014年大学一年级时，因身心俱疲彻底退出了这项运动。她说：

滑雪运动几乎击垮了我。而我远不是唯一有这样故事的运动员。过去和现在的精英选手都开始说出一些教练、医生和体育协会忽视甚至有意掩盖的现实。世界级的竞技体育可以将儿童和年轻人推向崩溃的边缘，有时甚至超过了这个界限。这不仅仅是几个坏苹果；这是一种不惜一切代价赢得比赛的文化，这种文化有时无视运动员的心理和身体健康。

鲁尔说她并不想放弃自己喜爱的滑雪运动。但她当时要么继续伤害自己，要么彻底放弃，没有中间路线可走。她说，那时的自己多么希望有站出来做出中间选择的榜样人物，但是，没有。而这也是拜尔斯、菲尔普斯和大坂直美等著名运动员所作所为的意义所在。他们有资本发声和选择，他们的行为会引发更多的关注。

幸运的是，东京奥运会上的拜尔斯不必走鲁尔的路，她展示了知道何时退后一步和不参赛的力量和优雅。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她也向我们展示了一条更健康的体育道路。

而刘美贤这次更是以自己的实践展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她拒绝让对她很投入的爸爸继续在她的事业中承担任何角色，同时她要自己组建团队。她邀请菲利普·迪古利埃尔莫(Phillip DiGuglielmo)和编舞师马西莫·斯卡利(Massimo Scali)担任指导，她将对比赛音乐和礼服设计拥有话语权，她的训练时间和饮食等也都由自己掌握。她说，如果人生是一场电影的话，她不仅要是自己这个电影的主角，她还要做导演。

可喜的是，她选择的是代表新一代温和教练风格的导师，他们欣然接受了她的条件。

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看见了，刘美贤不仅 让我们享受了一次艺术与体育融为一体的美的盛宴，不仅获得了两枚金牌，她更是给这届冬奥带来了一股清流——运动员可以不以奖牌为终极目标，可以只为了展示自己而比赛。更说明问题的是，这是她复出后每次比赛的一贯风格。她表示，如今比过去更贴近真实的自我，因此也收获了更多乐趣。

“收获了更多乐趣”这个信息非常重要。前文提到的滑雪运动员鲁尔说，她面临的体育文化使得她从热爱滑雪变成痛恨这项运动。无独有偶，当有记者问拜尔斯她最快乐的时候这个问题时，她的答案令人吃惊：当她不在体操房的时候！刘美贤离开花滑的两年，她非但无法走上冰场，她看见滑冰场都要绕道走——她对冰场厌恶到这样的程度。

我们的体育文化应该允许运动员做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选择。刘美贤很幸运，她获得了允许她走出来的空间。相信刘美贤等人的努力，会对改变有毒的体育大环境产生影响。

也许刘美贤在今后的人生中还会有迷惑的时候，也许她做不到在今后的每次比赛中（如果有的话）都保持这样的最佳状态。这都正常啊，人又不是机器，怎么会没有个起落呢？我对她有信心，是因为她在一个采访中说，只是为了奖牌去比赛，在她看来好肤浅。

刘美贤所经历的挣扎，是一个有毒的系统运作的效果，很难归咎于某个人、某个家庭或某个团队。刘美贤的幸运之处在于，她能够有脱离这个系统的奢侈。不是每个运动员都这样幸运。

这个社会应该做的，就是允许这些天之骄子也能做自己，要传递这样的信息：只要能坚持做自己，就足够好。

才20岁的刘美贤已经荣誉加身。她今后的路怎么走，应该还会对体育系统的运作产生影响，比如她这次决定不参加世锦赛。本届冬奥男子花滑金牌得主，哈萨克斯坦选手米哈伊尔·沙伊多罗夫(Mikhail Shaidorov)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世锦赛与冬奥会中间只隔了一个月，的确给运动员的准备工作带来很大的挑战。希望这也会给相关方面传递一个信号。

刘美贤说自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有广阔的选择。从她的各种表现可以看出，这是个很有同情心和同理心的孩子，也是个非常善良、坦诚的姑娘，相信她会利用好机遇给予她的舞台，为社会做出超越奖牌的贡献。

是的，对刘美贤来说，一切皆有可能。但我更希望的是，她的榜样作用能够让所有的后来者也有更广阔的可能性。

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6/02/20/arts/dance/alysa-liu-figure-skating-winter-olympics.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1/08/06/opinion/culture/sports-mental-health-olympics.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6/02/19/world/olympics/olympics-alysa-liu-figure-skating.html

https://sports.yahoo.com/articles/fans-react-alysa-liu-withdrawing-130200399.html

https://www.newsweek.com/sports/the-possible-real-reason-alysa-liu-dropped-out-of-the-world-championships-11639579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59896/202109/42978.html

https://mp.weixin.qq.com/s/AB7kNEDwWH2pl82822J4jA

Leave a comment

美国又在中东打仗了！这次是对伊朗，与以色列联合起来打。美国方面称之为“史诗之怒行动”(Operation Epic Fury)，以色列方面称为“咆哮的狮子”(Roaring Lion).

虽然白宫说只是一次“军事行动”，但这是自2003年美国主导入侵伊拉克以来，在这一地区规模最大的军事集结之一。多位媒体人无和军事专家的说法异口同声：“如果这不是战争，我不知道什么才是战争。”

这是在白宫没有向国会征求授权，也没有向国会和美国人民明确解释理由的情况下，不是被迫，而是选择开打的战争。开打前连个新闻发布会都没有，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这也是一场从一开始就没有民意支持的战争。专长于选举民调和预测分析领域的数据记者乔治·埃利奥特·莫里斯(George Elliott Morris)说：“每一位发动战争的现代美国总统在一开始都得到公众支持”，直到川普为止。而且完全没有出现所谓的“团结效应”。

下图是来自YouGov民调的几个综合民调结果：袭击刚发生后，对伊朗空袭支持率低于历次美国战争（民调时间都是尽可能接近行动次日）。

下图是YouGov民调在这次开始空袭的当天（是个周六）所做快速民调的结果：34%的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的袭击，44%表示反对，22%不确定（其中共和党人支持率为69%对12%，民主党人反对率达70%对10%，而独立选民则强烈倾向反对——52%反对，20%支持）。

川普开始战争后，当媒体和专家正在猜测会打多少天的时候，川普说了，可能四到五周！需要多久就打多久！

发动一场战争很容易。结束一场战争非常非常难。只怕是川普又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其危害的全部没有几十年根本看不清。但即刻效应我们已经看见，美国大兵也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国防部说，会有更多的伤亡。中东很多国家的人，不是已经被战争肆虐，就是处于战争的恐惧中。他们的命与美国人的命一样金贵。

至于说去除哈梅内伊值得庆祝，我一直忘不了一个伊拉克人在战争打了数年后说的话：当初美国打进来的时候我们是欢迎的。但是，几年后的今天，我们死了更多人，比战争前的情况更糟。

伊朗局势的走向，怕是也难以乐观。而且，欢呼庆祝哈梅内伊之死的人也将不得不承受战争带来的痛苦。

战争没有赢家

我们这一代，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历过战争。对我们来说，和平生活是常态。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常态”也只是始于我们这一代。我们的父辈基本上都是经历过战争的，这在中国和美国都一样。

战争有输赢，但对经历战争的老百姓来说，战争是没有赢家的。这也是为什么没有人喜欢战争。美国发动了太多的战争，老百姓对此已深恶痛绝。他们不要再卷入新的战争。

在2025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川普对美国民众表示：“我们衡量成功，不仅看我们赢得了多少战斗，还要看我们结束了多少战争，或许更重要的是，看我们避免卷入了多少战争。”

我还记得，川普2020年和2024年竞选总统时都有人说，不管川普多么疯狂，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不会发动战争，因为他不喜欢打仗。

我当时很奇怪为什么会有人认为川普不会发动战争。在我看来，川普会不会打仗与他是否喜欢战争毫无关系，只与他的利益有关。他为了自己或同僚的利益，无论是政治利益还是经济利益，什么事都会做，而且完全不在乎是否正义。

川普第二次上任总统职位后，好几个有儿子的朋友说起过担心美国会打仗，儿子可能被迫当炮灰。那还都是去年说的呢。现在为孩子担心的家长一定更多。

对此，我又要说一个我曾经说过的话题了：如果担心美国打不该打的仗，最有效的制衡手段就是：以毒攻毒，搞兵役制。

兵役制很可能是阻止不必要战争的最有效手段

2024年，国际网络市场调查和数据分析公司舆观(YouGov)做了一个“您认为美国在以下战争中派兵参战是否错误？”的民调（下图）。图中红色代表回答“是”的美国成年公民比例，灰色是“不确定”，紫色为“不是”。

可以看出，即便在今天，美国民意依然是普遍支持美国参与一战和二战，而其他战争就不那么获得支持了，最不获支持的依次分别是越战、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

其实这三个战争开打时都有占多数的民意支持，但战争打了几年后，分别因为各种原因，支持率逐渐走低。越战是因为战争持续拖延、伤亡率攀升以及征兵规模扩大；伊拉克战争最主要是发现并没有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武器”，而这是战争的主要目的；阿富汗战争则由于战争持续时间长、成本高昂且成果不明，多数民众后来认为这场战争不值得打。

越战时期的反战运动是1950年代至1975年间一场规模宏大、持续不断且基本非暴力的抗议活动，于1960年代末达到高潮。该运动融合了基层组织、校园示威和拒服兵役等行动，最终促使国会削减资金并终结美国参战。

注意，该反战运动的特点是：规模宏大，联盟广泛，持续长久，而且最终达到效果。

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不是完全没有反战抗议，但相较于反越战抗议活动，一，规模不能比，二，目的不同，三，效果也不同。

规模不能比是有目共睹的。我记得伊拉克战争刚开始时有过No Blood for Oil（不为石油流血）的抗议，基本上都是大学里的年轻人，不仅人数少，而且这些抗议活动似乎不到一个月就消失了。

目的不同可从抗议的时间点来理解。越战的抗议活动是越到战争后期越激烈，诉求就是停止征兵，结束战争，特别是在国会通过法律将焚烧征兵卡定为犯罪行为后，依然有很多人以身试法，体现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绝（可参阅最高法院对United States v. O’Brien案的判决）。而对伊拉克战争的抗议活动是在战争初始，因为反对的是战争目的，不是战争代价。

效果不同当然是体现在抗议活动对战争结束的作用。那个时期政府面临的是征兵制度瘫痪，法律体系不堪重负，以及战场上士气崩溃——这些都极大地削弱了政府的谈判立场和战争升级能力，最终迫使美国从越南撤军。如果没有遍及全国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越战肯定还会拖更久，也不会有尼克松的1973年终止征兵。

与此不同的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虽然从民意来说早就不得人心了，却分别持续了大约20年和10年。曾经被称为美国“最长的战争”的越战，其实真正有美军士兵深度参与的时间不到10年。而这个记录轻易地被后来的战争超越了。

造成这些不同的原因可以有很多，但我认为最最关键的是有没有实施征兵制。越战时实施了征兵制，后面的战争则没有。（从法律上来说，美国从来没有取消征兵制，所以18至25岁的男性依法必须向征兵系统登记，该系统作为国家紧急状态的应急预案而存在。但自1973年3月尼克松总统在美军全部撤出越南之后宣布实施全志愿兵役制，就再没有强行征过兵，即没有draft。）

为什么反越战的主力是适龄征兵人员？为什么反战的最主要形式集中在那张征兵卡？

不错，人们反越战的理由是，这是一场不正义的战争。但后来的反战理由也是一样啊，怎么就达不到反越战的规模、持久性和最终效果呢？答案指向个人的切身利益。当赌注是你的命时，其驱动力是无与伦比的。

所以，我要说，阻止非正义战争的最佳手段，很可能就是强制实行兵役制。

二战是公平实施兵役制的典范

战争是对一个国家实力的全方位测试。二战更是在方方面面考验处于经济大萧条恢复时期的美国。好在那时的美国，全国一条心，男女老少齐参与，打了一场所有人的战争。

那时候，女子婚后就是在家相夫教子。但美国投入战争后，大量劳动力上前线了，女人和少数族裔就去工厂顶上（这也给少数族裔提供了好的工作机会），保证武器及各种物质能够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前方和后方。战争期间，食品、汽油和某些消费品实行配给制，很多人就在自家院子里开辟“胜利菜园”(victory gardens)，争取自给自足。到1945年，全美约有2000万个此类菜园投入使用，其产量约占美国蔬菜总消费量的40%。那时，连小孩子都加入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募捐、给前方战士写慰问信等。

当时的美国总统小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FDR)全家投入战事的故事，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

说起来，FDR的孩子不少事情上很有点像拜登的儿子亨特(Hunter Biden)，利用老爸的身份，打插边换取个人的好处。虽然不违法，但肯定不服众。不过，在战争降临的时候，FDR的四个儿子都毫不含糊地服役于前线，谁也没有寻求任何特殊照顾。

FDR四个着军装的儿子们。（图源：FDR总统图书馆）

大儿子詹姆斯·罗斯福(James Roosevelt)，小名吉米(Jimmy)，战前1936年他29岁时就是海军陆战队中校了。战争开始后，吉米高等级军阶的含金量受到质疑，其他海军陆战队员开始抱怨裙带关系。吉米选择的行动是：辞去军职，重新入伍，成为海军陆战队预备役的一名上尉。

穿着海军陆战队制服的詹姆斯·罗斯福。（图源：FDR总统图书馆）

1942年8月，吉米在马金岛(Makin Island)帮助指挥一次对敌人的行动。战斗中，吉米在遭遇阻击手射击的情况下救出了三名溺水的士兵。战地指挥官在给FDR的一封信中写道，吉米“在危急关头泰然自若，举重若轻地掌控了眼看就要失控的情况”。此举为他赢得了杰出的海军十字勋章和银星勋章，当初对吉米提出质疑的人也公开表示心服口服。

FDR的二儿子埃利奥特·罗斯福(Elliott Roosevelt)战前是加利福尼亚一家小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并为当地一些报纸编辑航空专栏。

埃利奥特因为视力特别不好，体检时被列为4-F级，可以不服役。但他主动签署了一份残疾豁免书，于1940年9月入伍。应该说埃利奥特开了个后门，因为他是直接向陆军空军司令亨利·阿诺德(Henry H. Arnold)将军请愿后才成为自愿服役的一员。

艾略特·罗斯福与他的飞机的合影。（图源：FDR总统图书馆）

陆军空军指派埃利奥特指挥第325摄影侦察机联队，并责成他重组美国第八（轰炸，战略）和第九（轻轰炸，战术）空军的所有侦察机部队。他的努力在1944年6月6日的诺曼底登陆和后来1945年的阿登战役(Battleof the Bulge)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整个二战期间，埃利奥特飞行了300多次战斗任务，两次受伤，并获得了杰出飞行十字勋章。

1941年3月，已经是执业律师的FDR的三儿子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D. Roosevelt, Jr.，也称小FDR)从军，服役于海上驱逐舰。

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图源：FDR总统图书馆）

在一次战斗中，小FDR冒着生命危险，在将自己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中的情况下，把一名受重伤的水手背到安全地带。在战舰受到炸弹攻击时，他迅速的反应和行动减低了船的损害。由于他的勇敢，海军授予他一枚银星勋章和一枚海军部长颁发的英勇奖章。他还因肩膀上的弹片伤而获得紫心勋章。

1944年3月，小FDR晋升为中校，并担任驱逐舰护卫队ULVERT M. MOORE号的指挥官。他因在菲律宾战役中成功击沉了一艘日本潜艇而获得了荣誉军团勋章(Legion of Merit Combat ‘V’ )。还因在战斗中击落两架日本飞机而受到表彰。

FDR最小的孩子约翰·A·罗斯福(John A. Roosevelt)是罗斯福家庭中少见的一个没有政治野心的人。约翰像很大一部分美国民众一样，倾向于不参与战争，提倡和平主义。他曾考虑寻求归类为依良心拒服兵役者，但他的妈妈、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说服了他：“如果你不是总统的儿子，我不会对你说一个字。但你对你的父亲和国家负有其他男孩所不具备的特殊责任”。

1941年初，25岁的约翰加入美国海军。因他战前从事的是零售业，被分配到海军供应团。约翰申请出海服役。听到儿子的申请后，FDR下令拒绝了这个请求。约翰给父亲写信表示自己的意愿和决心：“我不在乎是什么样子的船，也不在乎它是什么船，只要它至少能在海上漂浮一段时间。”约翰的坚持不懈最终使他成了太平洋战区的一名海员。

1943年8月12日约翰·A·罗斯福（二排最右者）在旧金山基地。（图源：FDR总统图书馆）

后来，约翰在USS WASP号航空母舰上服役了15个月。在WASP号上，他在日军猛烈炮火下表现的英勇行为，使他获得了一颗铜星勋章，并被提升为中校。

1945年4月，约翰和他的兄弟小FDR在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都拒绝回家参加葬礼，留在了太平洋战区的岗位上。

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在回忆录《我记得这些》(This I Remember)中这样说：“我想每一位母亲在战争期间与孩子们告别时的感受都和我一样。我总觉得那可能是最后一次道别。”

当时的总统秘书史蒂芬·厄尔利(Stephen Early)在FDR逝世后曾这样说：“就像美国武装部队其他军官和士兵的父母们一样，罗斯福总统夫妇对儿子的行踪与行动一无所知。”

当然，开“后门”的情况是有的，FDR去欧洲时，军方都会安排他儿子陪伴他。埃利奥特和小富兰克林都陪同FDR一起参加了1941年8月在纽芬兰水域举行的大西洋宪章会议。

埃利奥特后来回忆说：”我知道老爹喜欢有一个家庭成员在身边，那是他可以聊天的人，可以不设防的人，可以交心的人。”战争后期，埃利奥特作为武官陪同父亲参加了在卡萨布兰卡、开罗和德黑兰举行的三巨头会议。

兵役制最公平

服兵役是一种牺牲，甚至可能是终极程度的牺牲。如果只是极少数人有可能要做出这种牺牲，绝大多数人完全不需要有此担心，肯定不公平。美国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实行强制兵役制的国家不少，如韩国、丹麦、芬兰、希腊、挪威、瑞典和土耳其等。很多国家实行兵役制是出于无奈，因为人口少，只有人人皆兵才可以有一支力量足够强的军队。

美国基本上不存在军队人口不够的问题。伊拉克战争打了差不多十年，阿富汗战争则是二十年，两者还有交集，等于是两个战争一起打，美国也没有到需要启动强行征兵的程度。

但美国存在不公平承担的问题。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就被说成是发生在电视里的战争，因为它们与大多数美国人几乎没什么关系。对大多数人来说，身边直接甚至间接认识的人中，找不出一个直接上了这两个战场的人。

就是说，自美国停止强制兵役制后，打的都是“少数人”的战争，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别人的儿子在打仗。这当然不公平。

有人也许会说，在美国，参军有不错的福利，包括退役后可以免费读大学等等。如果采用兵役制，就等于剥夺了某些家庭的孩子可能是唯一可以上大学的途径，同时也打乱了太多年轻人的正常人生。

那么，我建议将强制征兵与宣战连上。国会可以通过法律：一旦美国宣布进入战争，就自动启动强制征兵。这样，希望享受服役福利的人可以在和平时期尽情享受，但只要美国进入战争状态，就必须全体人民一起承担战争的负担。

为阻止不必要的战争，必须实行兵役制

为了公平，我们需要在战时实施强行征兵。为了不打不该打的仗，我们也需要实行兵役制。

一般，哪怕是公认的正义的战争，一旦战期拉长，就很难获得民意的持续支持。一战和二战在几十年后依然会被认为是应该打、值得打，实属不易。我想，这也是间接证明了，那是正义的战争。

问题是，我们不能寄望于我们的领导人只打正义的战争。教训已经太多了！任由总统和国会决定该不该打仗，是我们无法承受的奢侈。

在川普对伊朗开战后，众议院和参议院民主党议员试图限制总统发动战争权力的努力都失败了。与此同时，川普甚至暗示古巴是下一个！

美国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么糟糕：像个疯子一样的川普，偏偏还遇上魔鬼一样特别会耍他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结果就被以色列牵着鼻子转。共和党掌控的国会又放弃了监控总统这一职权。当然也有可能：川普为了破坏2026年中期选举，或者为了转移对爱泼斯坦档案的视线，不惜发动战争。

不管发动战争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把制衡机制交给“我们人民”——以兵役制将战争与几乎每一个家庭的切身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让每一个选民担当起战争的决定权。如果政府要打不该打的仗，就必定会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不亚于越战时期的反战抗议。

这不是一个完美的机制。但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设置的阀门。

当总统是疯子，国会仅是摆设时，要阻止不必要的战争，只能靠“我们人民”了！

参考资料

Strength In Numbers

Trump starts a war with Iran that few Americans support

This is a special early version of my weekly Sunday roundup of new political data published over the last seven days…

Read more

4 months ago · 240 likes · 4 comments · G. Elliott Morris

https://www.history.com/articles/us-home-front-during-world-war-ii

https://www.cnbc.com/2025/06/21/trump-pledged-to-be-a-peacemaker-in-the-middle-east-now-the-united-states-is-entering-a-new-war.html

https://news.gallup.com/poll/21952/three-years-war-eroded-public-support.aspx#:~:text=These%20are%20some%20of%20the,by%2053%25%20to%2044%25.

https://yougov.com/en-us/articles/49639-eighty-years-after-d-day-american-perspectives-us-wars-vietnam-iraq-wwii-wwi-pol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v._O%27Brien

https://fdr.blogs.archives.gov/2018/01/31/sons-of-the-commander-in-chief-the-roosevelt-boys-in-world-war-ii/

https://abcnews.com/Politics/americans-support-latest-iran-strikes-3-polls-find/story?id=130689743&cb=1jio30op8

https://www.cnn.com/2026/03/06/politics/trump-interview-iran-cuba-dana-bash

Leave a comment

这次冬奥，很多人把两个华二代冠军，女子花滑运动员刘美贤(Alysa Liu)和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Eileen Gu)做比较。

说实话，我不喜欢这样的比较，就好像家里有几个孩子，每个都有自己的个性特点和各种长项短项，有必要比吗？

但是，某处的一个读者留言，倒是让我有兴趣把以前曾经说过的话再大致重复一遍。

那个留言是针对刘美贤的一个视频，她说要去中国旅行了，很兴奋，并说她爱中国。留言说，刘美贤中文都说不溜，就别谈什么爱中国了。这个当然是与谷爱凌的一口京片子比较而言的。

谷爱凌的中文水平，是多少海外华人家长梦寐以求，也多方努力，却鲜见成功的。我没听见过刘美贤说中文，但谁要说她中文很差，我觉得很可信，很正常。我们大多数孩子都这样。

但我想说的是，语言不应该是华二代唯一看重的，甚至不应该是第一看重的。我们能够给予孩子的应该更多。

我始终认为，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生活过，经历过两种不同制度的我们，对有些事情的理解可能比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更深入。他们的经历我们差不多也有了，而我们的经历他们不可能有。我们的感性认识应该比他们更丰富。如果学到了真正的美国价值，那么我们的理性认识也应该更丰富。

移民的孩子应该也有类似的优势，尤其是二代移民，因为他们离自己的根还不那么远。多听听父母的故事，他们的世界就比较大。如果能经常提供他们回国探亲和观光的机会，那就更见多识广了。

一个国内朋友曾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那年她一个已经定居美国的朋友在回国探亲前特意打招呼说，这一次能见一面就不错了，一起吃顿饭是绝对不可能了。

原来，她朋友儿子的美国同学无意中问他是否去过长城看过兵马俑。他虽然回国多次却哪里也没去过。回到家，孩子大发雷霆，说你们回国就是到处吃饭，什么名胜古迹都没见过，丢死人了。结果那年开了个大单子，回国的时间刚刚够把这些地方都走一遍，给亲朋好友的时间就没有了。

我相信同样是旅游，去自己父母曾经生活过的国家感觉是不一样的，父母和亲戚连带亲身经历的介绍也不是任何导游背的书本文字能够相提并论的。爬过长城，参观过兵马俑，见识过中国的三山五岳——这样的感性经历将成为孩子一生的财富，也会给他们带来格外的自豪。

我还要说，孩子的认知也不应该局限于山水，了解父母的童年和成长经历，了解在他们的生活中发生过什么重大的变化或事件，都应该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养分。没见过长城和兵马俑让那个孩子羞愧了。同样的道理，如果美国孩子问起一些发生在中国的重大事件而我们的孩子不知道，也是一件难堪的事情。

我认为，在与孩子分享自己的经历这点上，刘美贤的爸爸刘俊(Arthur Liu)就做得很好。刘美贤知道自己爸爸曾因领导8964的抗议活动被通缉，知道他还做过什么，有怎样的经历。她说为爸爸骄傲。这就是让父辈的经历成了孩子的养分。

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爸爸看着自己11岁正在吃苹果的孩子，顺口说了句自己在他这个年龄时连苹果都没见过。孩子当时脱口而出的是：Are you kidding me？（你在拿我开玩笑吗？）

如果这个做爸爸的能够在孩子更小的时候就经常讲讲自己的童年和成长故事，介绍一种孩子没听说过的生活，告诉孩子自己是怎样从一个自小连苹果都没见过的农村孩子，一步步走过来，直到在美国建立了一个条件优良的家庭，孩子能学到多少东西啊！

如果我们的孩子能够熟知父母的经历，能够了解父母生活过的地方政治、经济情况的大概，既有感性又有理性的认知，就一定更能够接受自己既是美国人，又有中华文化的传承这样的身份认同。

千万不要肤浅地认为去中文学校就等同于对孩子传授了自己的文化。顺便说一句，听说美国很多中文学校的教材能彻底倒了孩子学习的胃口。如果是这样的话，还不如不去。要我说，第一，认字不等于学文化。第二，学习内容的质量比认字更重要。

我真的相信，我们的移民经历应该成为孩子们的财富。我也认为，如果孩子认可自己因为这个家庭而精神上更富有，那么，家长的教育已经成功了。刘美贤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能成为奥运冠军的毕竟是少数，我们更应该在乎的是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心智成熟，在乎他们精神上的富有。

川普已经在中东集结了自2003年美国主导入侵伊拉克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力量，而且3月2日表示已经下令再向该地区增派部队，同时宣布对伊朗打击将持续四至五周，誓言要坚持到达到目的。

问题是，要达到什么目的？

且不说这是一个未获得国会授权的战争，川普也没有向美国人民清晰宣布打仗的理由。他只是在2月28日东部时间凌晨2点30分——即轰炸开始后不久——发布视频称伊朗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并呼吁推翻其政府。用《纽约时报》社论文章的话来说：“其理由存疑，更何况在深夜通过视频阐述主张的做法实难令人接受。”

总统宣布袭击伊朗的理由缺乏依据且极其夸大

川普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八分钟视频中阐述了行动理由。但其中三项核心主张——将2000年恐怖袭击归咎于伊朗、宣称伊朗核计划已被美军先前打击摧毁、以及警告其远程导弹可能很快威胁美国本土安全——都存在问题。

我们一项项来细看。

1）川普说：“2000年，伊朗政府知晓并很可能参与了对’科尔号’驱逐舰的袭击。”

这个说法至今没有证据证实。

基地组织曾宣称对2000年10月袭击美国驱逐舰科尔号负责，美国情报机构对此予以认同。目前没有公开证据表明伊朗直接参与袭击。

美国法院的确在判案中多次裁定伊朗需向袭击受害者及其家属支付数千万美元赔偿金，但这是因为法庭认为伊朗数十年对基地组织的物质支持“协助”了袭击，并不是说伊朗具体参与了该行动。

联邦调查局在其网站上详细记载袭击事件时指出，FBI“最终认定基地组织恐怖网络成员策划并实施了爆炸袭击”，未提及伊朗。沙特公民阿卜杜勒·拉希姆·纳希里(Abd al-Rahim al-Nashiri)被指控策划此次袭击，目前正在关塔那摩湾等待审判。

2）川普说，“正因如此，去年六月‘午夜铁锤行动’中，我们彻底摧毁了该政权在福尔多(Fordow)、纳坦兹(Natanz)和伊斯法罕(Isfahan)的核计划。”

首先，此说法有夸大之嫌。

《纽约时报》在袭击发生后数日披露，初步评估显示空袭封堵了伊朗两处设施的入口，但未摧毁其地下建筑。政府报告及其他官员均未宣称彻底摧毁。

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去年六月表示，空袭使伊朗核计划遭受“严重破坏”。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Rafael Grossi)也是去年六月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表示，空袭造成“严重破坏，但并非彻底摧毁”。五角大楼发言人去年八月也以类似表述，向记者宣称空袭已“严重削弱”伊朗核能力，使伊朗核计划倒退两年。

去年十一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官员们在总统序言部分仅称六月空袭“显著削弱了伊朗核计划”。

再者，不知道这个理由的逻辑在哪里。既然伊朗的核计划已经被摧毁了，就不该是发起战争的理由了。很可能是川普知道并没有真正摧毁，却又不肯承认，就搞了这么个扭曲的理由。

3）川普说，“相反，他们试图重建核计划，继续研发远程导弹——这些导弹如今已能威胁我们在欧洲的盟友、驻外部队，并可能很快射程覆盖美国本土。”

又一次，此说法缺乏证据。

据《纽约时报》报道，本周有接触美国情报的官员透露，川普“夸大了伊朗导弹计划对美国构成的紧迫威胁”。关于伊朗试图制造核弹的说法同样缺乏依据。

川普所言伊朗现有导弹可覆盖欧洲部分地区及中东美军基地属实，但专家及官方报告均质疑其导弹能否抵达美国本土。根据国防情报局2025年报告，伊朗当时尚未拥有可打击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但预计到2035年可能研发出60枚此类武器。

目前也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伊朗正试图制造核弹。就在川普发表此种言论一周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周向法国新闻网络表示，其机构未发现伊朗计划制造核武器的证据。差不多同一时间，美国官员也向《纽约时报》透露，自六月袭击事件以来伊朗未新建核设施，尽管现有设施近期有活动迹象。同样没有证据表明伊朗试图挖掘其储存的浓缩铀。

“目前不存在迫在眉睫的威胁，”军控协会执行主任达里尔·金博尔(Daryl Kimball)在近期期刊文章中写道，“伊朗距离将核材料‘武器化’尚有距离，不足以成为美国发动新一轮攻击的正当理由。”

川普袭击伊朗的理由直到当下还一直在变

川普一直给人一个可能打伊朗的悬念，但他每次公开表态时强调的理由一直在变，其关注点从伊朗领导人转向导弹，再转向核计划。

比如，川普于2月13日宣称伊朗的政权更迭是“最理想的结果”，他早先也曾表示伊朗需要新领导人。

然而，他在2月24日的国情咨文演讲中特别强调了核计划问题：“他们想达成协议，但我们尚未听到那句关键承诺：‘我们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我倾向于通过外交解决问题。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我绝不允许这个全球头号恐怖主义支持者——他们毫无疑问是——拥有核武器。”

值得指出的是，奥巴马政府与伊朗达成的2015年协议，在序言部分明确声明：“伊朗重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寻求、发展或获取任何核武器。”川普于2018年宣布退出该协议，称其“不充分”。正是川普的退出，造成伊朗随即加速推进核计划。

曾参与2015年协议谈判的奥巴马及拜登政府前官员指出，鉴于过去两年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已削弱其实力，若川普真心寻求协议，本可达成更优方案。

但是，号称“最懂得谈判艺术”的川普，谈判又谈崩了。

与其问为什么谈判失败，我认为更合适的问题也许是为什么打仗的理由一直在变？为什么关注点从伊朗领导人转向导弹，又转向核计划？

我们先看看“伊朗领导人”这个关注点，其实就是要政权更迭。但川普也明确说过，不搞政权更迭。是不是很矛盾？

再看“导弹”这个关注点，说是威胁美国了。但前文已经说了，伊朗目前并没有这个能力。

至于“核计划”，目标很好，但为什么当初川普放弃了一个达到他所说目的的协议呢？

我要说，目标在变，就说明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目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川普嘴里出来的理由，不是谎言、夸张，就是逻辑不通。

更有甚者，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在昨日晚间又给出了新的开战理由。什么理由呢？我直接引用《纽约时报》的报道：“以色列已做好行动准备，无论美国是否参与。这种局面使川普面临艰难抉择，且决策时间所剩无几。”然后，今天，川普又试图否定这种说法！Go figure！

川普政府的谈判是否有诚意？

谈判，谈判，无非是双方或多方的讨价还价。假设是买东西，那就是还价比开价低，然后在讨价还价中，买方不断提高价格，卖方不断降低价格。但如果在价格原本就谈不拢，或者在快谈拢时，卖方忽然又开始提价，你会怎么看？是不是说明卖方不想要这笔交易了？

现在的情况就是，不仅是川普嘴里打仗的理由一直在变，他派去与伊朗谈判的代表所提条件也一直在变，而且有属于卖方在谈判后期再次提价这种性质的变化。据《纽约时报》报道，在日内瓦举行的两三场单独会谈中，美方向伊朗施压，要求其明确是否愿意放弃全部铀浓缩能力——即生产核燃料的能力。这显然是伊朗不可能接受的条件。

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美国方面嘴里说的与心里想的不一定一样。

比如，数周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川普的中东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Steve Witkoff)均表示，伊朗需要在四个方面作出让步：其核计划（去年六月已遭美军打击重创）；弹道导弹能力；对地区民兵组织的支持；以及政府暴力镇压去年年末抗议活动后对本国公民的待遇。

但截至2月26日，当维特科夫与川普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在日内瓦会晤伊朗官员时，美方已同意将谈判聚焦于核计划。美国官员称伊朗拒绝就弹道导弹问题谈判。问题是，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坚持认为摧毁这些导弹应是首要任务。如果真是这样，不再谈弹道导弹的谈判还有什么意义？

开战后，卢比奥曾将伊朗弹道导弹列为开战主因（当然，其论述时常包含虚假或未经证实的指控），这就很难解释谈判不包括这个内容了。《纽约时报》就专门有一篇报道，说外交谈判注定失败，因为川普与内塔尼亚胡想要的远不止于谈判的内容。

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谈判的诚意了。至于卢比奥上月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称领导伊朗的“激进什叶派神职人员”不可信任的言论，无非是从侧面证明，川普总统及其部分高级顾问认为，无论是在伊朗核计划还是其他议题上，都无法与伊朗领导人达成妥协。

打仗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

无论是经不起反驳的打仗的理由，还是没有诚意的谈判，都说明，这是一场川普政府选择开打的战争，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全面战争。去年夏天以色列挑起冲突时，他们明确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红线——既不谋杀最高领袖，也不推翻政权。而这次冲突的野心堪称空前。川普宣称要彻底铲除伊朗领导层，让伊朗自己去应对后续局面。这在历史上绝无仅有。

可是，为什么？

以色列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从所有方面将伊朗搞垮。但川普仅仅是被内塔尼亚胡利用了吗？

我们来看几个川普以前社交媒体的贴文：

为了赢得连任，@BarackObama 会发动一场针对伊朗的战争

我一直说 @BarackObama 会在选举之前以某种方式攻击伊朗

奥巴马的民调支持率正在急剧下滑——要提防他对利比亚或伊朗发动打击。他已经走投无路了

别让奥巴马打“伊朗牌”，为了赢得连任而挑起战争——共和党人要小心！

上面四个贴都发布于2011和2012年，基本上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奥巴马为了能够连任，会不惜发动战争，千万别让他得逞了。川普类似的言论还有很多，当然都是完全没有依据的指控。但川普如此连篇累牍读发同样内容的贴，说明很可能他心里相信，发动战争有利于连任。也许可以说，川普在15年前已经说出了他今天发动这场战争的原因。

然后，川普最近发了下面这个贴：

这个贴中所引用的juatthenews所说的伊朗2020和2024年都试图干涉美国选举，以阻止川普，完全是一派胡言。但这告诉我们，现在这个时刻，选举这件事在川普的脑子里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

川普上任后，他的支持率持续走低，选民对他高关税的经济政策和ICE暴政的移民政策怨声载道。过去一年的几个特殊选举都说明，选情对共和党不利。如果共和党失去国会，或者只是失去两院中的一个，都对川普极为不利。

为此，川普已经表现出来狗急跳墙的味道，叫共和党掌控的州重新划选区，要求各州交出选民册，好让司法部“审核”，司法部甚至让联邦调查局特工搜查了佐治亚州富尔顿(Fulton)郡的一个选举中心，更破天荒的是，搜查之后，川普总统亲自与FBI探员通话！

川普甚至呼吁共和党官员至少“接管”15个州的投票程序——不是说什么中立机构“接管”，也不是说两党共同“接管”，而是直接说共和党“接管”，而且有具体数字15个州，说明他有备而来。

去年6月，川普轰炸伊朗核设施。今年1月，川普抓捕委内瑞拉总统。虽然这些行动的目的不清不楚，至少似乎这些行动都挺顺利。这可能给了川普信心，以为这次可以干一票大的，成功的话，支持率上去，就可以保住共和党在2026年的中选不至于那么失败。如果不成功，也可以利用战争为理由，设法以某种“紧急行动”干预选举。

这次战争开打后，很多人都猜测，川普的真实目的是为了选举。我真的认为这个才可能是真实目的之一，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目的之一。

结语

川普已经开启了一系列试图影响2026年选举的举措。不管他打仗的目的是不是干涉选举，民主党都必须对一切破坏选举的可能性高度警惕，做好预案，以便及时阻止非法干涉行为。

至于这个战争会不会对共和党2026年的选举有帮助，我是持怀疑态度的。很可能，川普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发动一场战争很容易。结束一场战争非常非常难。更大的可能是，川普又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全世界将深受其害。

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6/03/01/us/politics/iran-trump-diplomacy-fail.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6/02/28/us/politics/trump-iran-attack-fact-check.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6/03/01/podcasts/the-daily/iran-supreme-leader-killed-strike.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6/03/02/world/middleeast/rubio-iran-war-strikes.html

本文作者授权联合发表于公众号“美国华人杂谈”和“信息正义”